材料一   曾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朱偰在1948年写下一段话：8月3日，我到南京中央商场买了蚊帐一顶，凉席一条，价1290元。8月23日，我在上海购茶叶1斤，付80万元；毛巾袋一件，付120万元。（这是法币购买力的最后记录，接着就实行所谓金圆券了）。9月26日，我出去理发，价17000元；购皮鞋一双，价309000元。中央银行的《金融周报》公布9月29日至10月4日一周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已为战前（1937年）的49000余倍。

——摘编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回忆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材料二   有学者把产业结构合理的标准定义为“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适应经济主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摘编自岳映平《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本质标准》

1981—2021年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筹划下，1930年3月，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同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二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布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估计和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周恩来还强调：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他代表中央郑重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愚蠢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清承明制，除将明代的南直隶、陕西和湖广各一分为二，其他12个省级政区幅员基本不动。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清代前中期，朝廷与省督抚的关系更加紧密，省制更为有机地融入国家对全国疆域的整合与地方社会的治理机制之中。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整体上放松对各省督抚大员的控制，一些封疆大吏趁机掌握省级兵权和财权，呈现省区逐渐疏离中枢的趋势。随着近代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形势逼迫清政府对省区进行划设、调整与整合，省制仍具有加强国家统一和国家领土安全的强大制度功能。

材料二 辛亥鼎易之后，各省实力派都督在清末离心潜伏的积累后乘机走上前台，分离态势日益明显。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地方军间各霸一方，省区力量取得主导地位，央地关系倒挂。省制变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未能得到解决，冯系、阎系、桂系等地方实力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各为其利仍纷争不断，亦不得其解。大革命面临严峻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重要省区先后设立省委，是对省制的创造性运用。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革命战争形势快速发展，东北、华北、中南等行政区先后在解放区建立起来，各自管辖若干省级及以下行政单位。解放战争时期的区划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时期的最高发展阶段，克服了近代省区位置失序的弊端，为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摘编自翁有为《近代中国之变轴：军阀话语建构、省制变革与国家》等

材料一   民初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帝制的倾覆，共和制度的诞生，宪法的制定，国会的召开，选举的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一场民主宪政的真正试验。这场试验虽然结局不成功，但依旧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国初期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之中，且中国的封建专制持续很长时间，这种背景下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甚至是“拿来主义”，使得受封建统治多年的民众缺乏心理准备，有些麻木不仁，国内的资产阶级力量也薄弱，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的决裂。辛亥革命的胜利具有特殊性，它不是具有共和理念的革命党人一方取得的彻底胜利，而是以暴力加谈判取得了成分复杂的胜利，由于各种目的而与清政府决绝的政治派别，拥兵武人挟革命大潮而来，为后面的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

——摘编自刘英涛《民国初期政治制度分析》

材料二   1940年，毛泽东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根据地规定无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一般地主，均可参加抗日政权。各地按照“三三制”的人员结构比例进行选举，“三三制”政权所体现的是以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为基础，成为抗日根据地具有自己独创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和性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精神在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认真实行，并且制定了相应的选举制度。1944年美国观察团成员赴延安考察时也深刻感受到边区政治的特色，这里“人民积极向上，与重庆相比是另一个世界”。

——摘编自谢双明《论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特色》

材料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各个县的善堂、善会少则有十多个，多则有五六十个（还包括义庄在内）。这些善堂或义庄往往拥有数百亩乃至万亩以上的土地。地方士绅与广大的工商业者是江南地区民间慈善活动的中坚力量，不仅有富裕阶层（如大地主、大商人、作坊主等），还包括了“伙友”出身的普通劳动者。江南地区的善堂、善会重视道德教化，设立恤会、儒寡会、清节堂等专门机构。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

材料二   1899年，《申报》载文指出“有公益者为社会，无公益者非社会，故夫一社会之中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并认为西方国家开矿、筑路、博览会均为公益之事。张謇于1904年开始在南通创办了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还兴建了医院、贫民工场等公益机构。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所列自治事项大都与公益相关，如学务、卫生、农工商务等。很快，一些善堂、善会的董事利用所掌握的自治之权，竭力扩充新的公益活动，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摘编自曾桂林《从“慈善”到“公益”：近代中国公益观念的变迁》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由于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少数青少年展开自发留学。然而,此时的留学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也无特别的留学资格要求。19世纪70年代，在李鸿章、容闳、沈葆桢等人的倡导下,国内先后开展了奔向美洲的幼童留学、奔向欧洲的军事留学等运动。此外,清政府对留学生的年龄、外语、专业知识等方面提出了资格要求。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政策,如鼓励官绅出洋、公费与自费并举、废科举、实行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等。

——摘编自李东《中国近代留学资格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材料二   纵观近代的留学教育,从政府的角度讲,留学的宗旨是保持了一贯性的,是为了学习泰西之长技,以图自强。在选派幼童留美之初,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奏章中指出,令学生学习西人长技,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李等人无论是作为政府官员,还是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已经认识到西方人治学求实际,他们的初衷正是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术以期挽救当时中国落后的局面。

——摘编自常晓虹《近代的留学教育》

材料一申纪兰是新中国唯一一位出席了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一生扎根农村，初心不改，书写“纪兰精神”，见证时代巨变。

材料二申纪兰的部分提案摘编如下：

1954年，时任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的申纪兰，骑着毛驴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倡导并推进男女同工同酬；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时，申纪兰提出：“把农业搞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没粮就乱、没粮就慌，没粮就没了主张。”发出了基层代表的声音。

1984年开始，申纪兰和西沟村的村干部一起探索乡镇企业建设问题。2000年，她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农村小康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发言；2002年，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申纪兰主要针对农民减负增收、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农村交通及水利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议案。

2012年，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申纪兰的提案主要结合我国农村新修建公路与侵占耕地的问题，强调管理好土地也是经济建设；关于村干部选举任期，她认为干部三年任期短一些，建议改为五年一任；2013年，申纪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贫困地区如何建成小康社会”提出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