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谓识治（治理国家）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夫。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用兵谋略），非其所长欤。”该评价引发了关于“陈菲是否有意贬抑诸葛亮”的长期争论，成为一桩史学公案。此案在历代史书中的书写情况大概如下：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郡县制

材料一   “郡县制”的横空出世与发展巩固，乃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明显标志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县”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开始在各地区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其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主要有五种（见表）。

春秋战国时期县的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

“郡”的设置，稍晚于县且多在边远之地或近敌之处，具有守疆保主的职能，故县级长官为“令”，而郡级长官却称“守”。郡制与县制逐渐配套，形成“以郡管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管理的制度格局。春秋中后期，一些诸侯国充分利用郡县这一新机制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推行按田亩征收赋税；二是确立了农民的重要社会地位；三是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在这400多年的转型期间，郡县制与分封制一路同行，又逐步后来居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自秦皇汉武以降，再到蒙元、朱明、满清时代，郡县制穿越了多个王朝的时光隧道，其影响所及以至于今日。

——摘编自宋亚平《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

材料二   郡县制的部分相关记述

材料   1898年，近代思想家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不久后向皇帝上万言书，其中谈到欧洲历史，大略言：“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文化）、政治皆彬彬（优异）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日尔（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民族）相矜（争斗），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忌惮），终以相成（成就），日就所将，至于近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

——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