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随即通电全国，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一度形成抗日斗争的高潮。义勇军斗争受挫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战的主要力量，活动范围遍及70余个县。
——摘编自张从田《确立“十四年抗战”的重大意义》
材料二 二战初期，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把蒋介石当作真正的平等伙伴，也没有把中国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场。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1942年1月5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东北地区局部抗战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美国对中国战场认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作用。
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浮雕再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光辉历程，下图为其中六幅浮雕（局部）。
从以上浮雕再现的相关史实中选取任意一个史实，结合所学知识为它编写一段简介。
材料 《申报》的媒介影响力在国统区屈指可数，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进行了跟踪报道。以抗战爆发为节点，国统区的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态度亦迥然相异: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以及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舆论中成为促进民族统一与团结的转折点。而在1949年5月27日终刊前的5月1日，《申报》最后一次提及西安事变:“中共至是，已穷无所之，又另为一次之阴谋，用抗日号召为烟幕，以煽动西安事变,卒赖全国民众之维护蒋委员长，始得还都主政,然后抗战,准备工作,未至中断。”然而,此时的《申报》影响力已大不如往昔，对中共的各种谩骂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摘编自单明明《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影响分析》
(1)根据材料,概括《申报》在不同时期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说明造成态度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
材料一 出土于甘肃威武的木简有文载：制诏御史曰“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公元前72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始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市卖复毋所与。”“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注：汉低级官职），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甘肃省博物馆藏文物王杖简
材料二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范晔（南朝）《后汉书·礼仪志》
材料三 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及刺史两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举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下，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续汉书·百官志》
(1)比较材料一和材料二在史料价值上的不同。
(2)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汉代治国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人所共知，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立是一种幌子”，尽管如此，中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却有很多重要的内容与不结盟政策所倡导的是一致的，比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比如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奴役，反对军事条约的存在等。1961年不结盟运动兴起时，中国与这一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相反，中国对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的总政策，予以了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
——摘编自刘中民《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六十年》
材料二 到了8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才关注不结盟运动的成功经验并采取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这种比较务实的外交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不结盟外交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关系，基本可以认定不结盟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张竹云《关于我国不结盟外交政策战略问题研究》
材料三 不结盟运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富国剥削穷国，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揭示国际经济旧秩序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剥削的实质，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尹承德《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不结盟运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在不同时期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简要说明其实质。
(2)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的本质和斗争特点。
材料 拿破仑战争中的惨败，使普鲁士当权者对指挥决策体制的混乱有了比较清晰地认识。1807年，普鲁士国王制定“军事改革纲领”开始了军事改革。首先是建立了总参谋部，改革后的总参谋部分工合理，职责明确，逐步成为军事指挥的核心机构和军队的神经中枢。为使国家拥有在紧急状态下能迅速扩充军队并受过军事训练的兵源，普鲁士拟定了“速成兵”制度，通过短期速成培训的方式，对大批男丁进行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改革委员会还修改了过去以年龄资历、出身为标准的军官晋升政策，取而代之的是综合考察军官的知识、教育、智力、能力、服务和贡献的大小。同时还将整个军事教育按照年龄分成初、中、高三个等级，对全民开放，引进新的战术和训练方式。1808年军队公布了一项严明军纪的法令，废除棍刑、夹鞭刑等侮辱性的体罚，注重用更为深刻的教育和更为合理地惩罚。普鲁士通过军事改革，迅速壮大了军事实力，最终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铸就了普鲁士军队的辉煌。
——摘编自安永庆《浅谈19世纪初普鲁士军事改革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彤响。
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后，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经济体系与制度。唐律中，对于基层组织负责户籍与人口控制的规定非常明确，若发生脱漏户口之类的事情，里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均田制下的农民若在户口申报、农桑生产和完纳赋役等方面存在非法或违规的行为，首先要由乡村基层组织进行检察、核实、上报有司并加以纠正。此外，《唐律疏议》中可以见到较多关于里正负责催驱赋役的条款。如“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则要处理各级责任人，包括里正在内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也难逃其咎。唐代法律还规定了乡村里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确保土地还授能够正常进行，对生产过程予以强制干预。
——摘编自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西南地区土司的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一般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大体上与“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相符。弥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街暑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司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它使得当地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土司制的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来增强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但土司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
——摘编自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乡村基层组织的法定职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特征及影响。
材料一 东汉政治上的枝强干弱，门阀与豪强愈发强盛。东汉末年，在外戚、宦官、朝官的三角斗争中，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军阀的双重打击下，东汉朝廷名存实亡。三国时期贵族政治浮出水面，豪强的军事化与兵役制度的变化，进一步加强了贵族政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分封复古，本意是抑制豪强门阀，不仅没有阻止门阀世家的发展，反而催化了门阀政治。
材料二 隋唐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是官僚体制的录用制度，即科举制。科举制削平了世族的残余，促进了官僚群体的更新，稳定了国家编户齐民。隋唐开创并实行三省六部制，形成了完整严密的封建官僚体系，科举的实行也使官员选拔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伦宁《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门阀政治从产生到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的影响。
材料一 克里斯提尼改变了由血缘关系组建部落的方式，按地域重新划分了十个部落。他从每个部落中选出五十名成员,组成五百人议事会,替代了原来的四百人议事会。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由年满二十岁的男性公民直接参加。每次公民大会都要审核城邦官员的工作，然后讨论国防、粮食供应等议题。在司法审判方面，每年须选出六千名年满三十岁的公民登记为陪审员，然后再依据案件性质，从中抽选出二百名、四百名、五百名陪审员作为法官审理案件，以杜绝徇私舞弊行为。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经形成了民主政治,但民粹暴政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王莉敏《论雅典民主时期战神山议事会的职能变迁》
材料二 1787年美国宪法将联邦政府分成三个部门--立法机构的国会,以最高法院为首的司法机构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三个部门互相“制约”。不仅如此，由诸州议会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即国会的上议院，时刻制约着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众议院。而赋予各州在参议院同等的代表权，目的是让小州去制约在众议院中有许多代表名额的大州。
——摘编自[美]海斯等《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分析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联邦宪法是如何使现代美国政制突破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的。
材料 宋初，由朝廷临时任命主考官，改变知贡举一般多由礼部侍郎出任的做法，称权知贡举，为了分割其权，后又增设权同知贡举若干名，以后成为制度。宋太祖时，知贡举官虽然并不固定人选，但每当朝廷任命之后，并没有立即隔离，他们在主持考试之前仍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请托或授受贿赂，因而往往发生徇私舞弊的现象，甚至引起落第士人的诉讼。据《宋史·选举志三》记载：“初立四门学，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岁一试补。差一学官锁宿，弥封校其艺，疏名上闻而后给牒。”此举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后遂为定制”。宋真宗时两次下诏，重申这项制度。为了加强对主考官的监督，又进一步规定，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得与知贡举一例锁宿。锁宿制度规定：各级主考官员一经受命，立即和外界隔离，就是家人也一律不得见面，直到考试结束。其锁宿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若事情没有办完，就适当延长。
——摘编自崔勇、丁建军《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原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