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启超于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提出他的“新史学”思想：“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摘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材料二     梁启超：“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新史学》

材料   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儒学开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汉代。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传富的自然知识、科技知识，其至包含像《尚书·禹贡》《礼记·月令》《周礼·考工记》这样的科技著作。明清之际、不少儒家学者以及科学家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和研究西方科技。徐光启把西方科技纳入理学“格物致知”的框架；方以智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形成“西学中源”思想；以著录儒家经典以及儒家学者著作为主的《四库全书》也收入了西方科学著作。然而，儒家学者对于西方科技的学习和研究，其目的在于把西方科技纳入儒学的统摄之下，把科技理解为手段和工具，科技实际上仍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

——摘编自乐爱国《论儒学对古代科技作用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