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89年、1690年，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先后发表了两篇《政府论》，阐释了与霍布斯不同的社会契约观。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人是凶恶的，一定会产生战争，通过让渡形成的公权力从而遏制内外战争、实现和平。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的人是自由、和平、相互合作的，公权力的产生不是为了制止战争，而是为了保护自然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自然人相互合作，构成共同体，他们委托其中一部分人组成政府。这样的政府不是霍布斯的专制君主，而是有限政府。君主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来自于上帝，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洛克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为防止专制，他提出分权的主张。
——摘编自徐渭清《权利让渡：从人民主权到政府公权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洛克与霍布斯在社会契约观上的主要不同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者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代文化产生直接影响，不外三者，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这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直到唐代中后期，儒学开启复兴的机运。北宋时，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
——摘编自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文化与宋文化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三种动机，即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于“仁”、“孝”之德，出于经学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由于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来源于儒家经典，因此，在科学研究以及科学著作中，大部包含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学理论及诸如“气”、“理”之类的儒学概念。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摘编自乐爱国《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同时，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也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近代科学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摘编自钱兆华、申玉香《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诞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人文主义对西方科学发展所发挥的相似作用，并说明其对科学及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阻碍古代中国科技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基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起而抨击理学，公然倡扬“人欲”“日用”“私”“利”，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相对抗。如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人欲即是天理”；李贽讲“私”讲“利”，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直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义中之利，君子所贵”，否定了理学将义利相对立，重义贱利的观念；他们还主张“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提倡“实学”，反对理学的空谈性理，指出其于世事毫无助益。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二 早在1895年前后，康有为便已取法西方基督教的先例，提出“孔教”之主张，并倡议以孔子生年，作为中国历史纪元之始。及戊戌年间，康有为受命主持变法，更极力动员将孔子符号作为重建中国政治、文化秩序之张本。一时之间，“保教、保种、保国”之说，风行草偃，信从者众，甚至连日后以“排满”著称的章太炎，也曾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写就《客帝论》一文，提出“以素王（孔子）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的主张。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吏》
材料三：“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是历史的必然，虽有过激之嫌，但不可肆意丑化和歪曲。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历史又证明封建体制内无法开足以振兴民族、抵御外辱的新路。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识之士以传统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作为批判的把子，应该说时代赋予的动力，是当时中华民族时代任务的召唤。因此，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观点无可厚非，他们颇为激烈批判态度，其实质是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而扫除障碍。
——陈道贵《孔子之现代意义的三个层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反理学的原因及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说明康有为将孔子符号化的原因，并加以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新文化运动要求“打倒孔家店”的历史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