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时期，门阀大滋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业，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琨《诚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宋朝家训除诗歌、铊、短文外，还出现了大量专著，首重忠君报国，次则重修身守礼。贵族文人家庭也重视女子教育，(女孝经》(女论语》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家训的特点。分析中国传统家训产生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家训已经不是以传统的专著作为支撑门户的柱子了，而是以家书为主要形式。《曾国藩家书》的节选：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凡仕宣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李鸿章在《示儿文》一信中说：“(国人)受人波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自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家训的主要变化，并简析其背景。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40年代国内出现介绍西方的著作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特殊时代，各种力量此起彼落，在这个需要知识、智谋的时代，社会的变革促成了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变动与流动，这样处于两者之间的“士”阶层便由此出现了；春秋战国大量的兼并战争，使得人才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各诸侯国都希望通过依仗那些出谋划策的人才，发展自己，使得自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夏商周时，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期，王权败落，官办的学校难以为继。私学的兴起开创了教育的新天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为时代所呼唤的智士，适应了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求。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
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同时，在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他们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迅速崛起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族制度的利弊。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陆玉林曾探讨“先秦学术的主题”，其结论是“诸子学术实有共同之主题，即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陆玉林还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在客观原因，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是当务之急；二是内在主观原因，知识阶层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笔者认为，“儒道墨法”社会思想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也可以说终极关怀，那就是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不同的仅仅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摘编自王兴周《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
(1)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背景。
(2)据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术的共同主题，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儒家、法家“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广泛搜集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文学艺术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并作为反对封建教会文化的思想武器。它从社会学科开始逐渐扩展到自然学科领域，形式丰富多样，但有个共同的思想体系，即人文主义。他们提倡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高尚、尊严，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批判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提倡理性和科学，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抨击教会的愚民政策及其对科学的摧残。他们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观，提倡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真理，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们还创造出了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下）》等
材料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被胡适、蔡元培等五四先贤定性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儒学予以猛烈的批判和清理，为现代文化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评价“这场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未曾有过这样伟大的彻底的文化革命”，它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振兴“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摘编自李靖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比较》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原因。
材料
新中国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进程
| 时间 | 名称 | 备注 |
| 1955年 | 《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 正式提出了“课业负担”概念，且且还 提出了一系列全面具体且操作性强的 措施减轻课业负担，以保证学生的身 体健康。 |
| 1964年 | 《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 | |
| 1965年 | 《关于减轻学生负担、保证学生健康问题的报告》 | |
| 1983年 | 《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 的十项规定（试行草案）》 | 以缓解升学压力为目标，减轻课业负 担。针对不同的学制做出相应的教学 要求的规定，对学生作业量和考试次 数，学生的假期休息时间都做出了具 体的规定。 |
| 1988年 | 《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 |
| 1990年 | 《关于重申贯彻<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 |
| 1993年 | 《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 | 以推进素质教育为抓手，减轻课业负担。 开始全面关注产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根源， 不仅关注课业负担产生的内在原因，也 很重视课业负担产生的外部原因，加强 了监督监管和通报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 善。 |
| 1994年 | 《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 | |
| 2000年 | 《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 |
| 2000年 | 《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开展专项督导 检查的通知》 | |
| 2010年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 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依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提出了要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检测与报告制度， 进行理清导致课业负担过重的各层面变量、课业 负担监测预报模型的建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 指标体系的探索等。 |
| 2013年 |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
——摘编自胡惠闵、殷玉新《我国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历程与思考》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举措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背景。
问题一：民主启蒙
材料一：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是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外启蒙思想的异同。
问题二：公民权利
材料二：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几乎没有人关心公民权利的问题，他们仅仅关心联邦政府权力如何分立与制衡的问题。直到1791年，美国宪法才包含进了权利法案条款，规定了公民不受政府制约的自由。
法国《人权宣言》在巴士底狱暴动一个月之后就诞生了。对于大多数代表而言，这场革命的最振奋人心的、最具转变性意义的胜利在于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对政府结构和运作程序的常规性和技术性的描述。
——据《姊妹革命一一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
(2)据材料二，指出美法两国在确立公民权利方面的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问题三：民动（社会阶层的流动）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中间层是指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一部分是中小私营企业主、富裕个体工商户；另一部分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较好社会声望。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3)据材料三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流动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问题四：民观
材料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民”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首次给“民”注入现代意义的是梁启超。1899年，他对“国民”的含义作了解释：“国者积民而成，含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后来他又指出：“国者，民之国也。”国民应该能“治一国之事”，“享一国之权”，具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等几方面的基本素质。
——据《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等
(4)据材料四并结合时代背景，从背景、内涵、影响三个方面评述梁启超的“国民”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