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基础帐薄在乡编造，正本留乡，副本呈县，郡、州无法直接掌握帐薄的情况。乡吏操控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利，中央监督、审核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数据，造假严重，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基础帐薄转而由国家控制力更强的县廷负责制作，一式多份，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中央据此可以更深入的掌握实际情况，发现地方弄虚作假，也可以利用同一时期的相关簿籍或前后不同的时期同类薄籍进行查核。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材料二 以文书为基础的行政，与文书的形态、材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略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古代集权国家就是确立于简牍这样的书写材料之上的。书写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行政体系， 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从逻辑上讲，它甚至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变化。在简牍的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的行政，与纸张时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间，必然是有区别的。
—— 【日】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文书行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材料二的主要观点。
材料一 Clark和Cummins收集了1500-1914年间1.4万多英国人的遗嘱记录，其中包括逝者的财产清单、子女、年龄、职业等信息。他们发现，16世纪中，富人（财富水平位于最高的三分之一）的净生育率为5.9个小孩，而穷人（财富水平处于最低的三分之一）的净生育率为3个，富人与穷人的净生育率差为2.9个；到17世纪末，富人净生育率下降到3.5个，而穷人净生育率降到2.5个：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到1820年，富人和穷人的平均净生育率持平，都为3个；而20世纪以来，富人生育率却低于穷人。尤其是，在1820年以前，显然是越富的家庭，净生育率越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富人和穷人在生育率上无区别：再往后，则反过来，越穷的家庭，小孩数量越多。在这400多年里，穷人的净生育率维持在2.5-3个之间，而富人生育率一直在下降。
材料二 量化方法在20世纪50、60年代就进入历史研究。但由于缺乏计算机和数据库工具，这种应用一直有限。过去40年里，电脑能力、数据库化、互联网化都突飞猛进，这些变迁带来最近十几年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革命，许多原来无法做的长历史研究今天可以做。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用数据说话，也不只是统计检验以前历史学家提出的假说，而是也带来新认知。
——上述材料摘编自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与新知识革命——以财富差距与消费差距的历史研究为例》
(1)据材料一概括子女数量跟财富的关系，结合所学说明这一关系。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量化历史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史学价值。
材料一
|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官署牌坊），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 ——《明史·列女传序》 | 历代节烈妇女的统计表
——据董家遵《历代节烈妇女的统计》 |
材料二 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妇女生活出现了重大的转向。从当时浙江永嘉县的实例来看，妇女不但“行鬻于市”，即公开在市场从事买卖活动，而且轻率出入官府公庭，涉足诉讼案件。在广东的琼州，“妇女出街市行走买卖”，亦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据陈宝良《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材料三 三言二拍为明末小说集的合称，其中一些篇章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周胜仙与白娘子便是其中的代表。
| 女主人公周胜仙偶遇樊楼酒肆的小老板范二郎，“四目相对，俱各有情”，周胜仙心想，“我若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只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哪里去讨？”于是她主动向男方传递爱慕之情。 ——《醒世恒言·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 白娘子爱上了许宣，在向许宣表明心迹时，说道：“小官人在上，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一见便蒙错爱。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烦小乙官人寻一个媒证，与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对，却不是好。”许宣听后欣然接受。 ——《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2)指出材料三的史料价值，并说明在运用该类型的材料时要注意的问题。
(3)除了明代妇女问题外，上述材料还可用于研究哪些问题？（写出两个研究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