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编写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以来农书整理变化的特点。
材料 明末清初，有名医吴有性、戴天章、刘奎，皆以治瘟疫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戴天章好学强记，尤精於医。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为人疗病，不受谢。乾隆末，刘奎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摘编自《清史稿》卷五百二
1907年前后，医学家丁福保将“传染病”称为新事物，“自新事物逐渐发现，而传染病之见解，逐渐超于新方面矣”。激进人士甚至产生了“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研究卫生，欲研究卫生，必先注意传染病之卫生为最要。中国医道晦盲，卫生一道不讲求，数千年于此”。1910年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把它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
——摘编自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
(1)根据材料，概括四位名医在医学上的贡献，并对他们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学自我革新的社会意义。
材料一 路德适应时代的需要，系统地提出了以“唯信得救”为基础的宗教改革思想，强调人人均可阅读、思考、理解与解释《圣经》。路德还主张依靠德国的皇帝、诸侯贵族，使用暴力将罗马教廷的政治、经济势力拒于国土之外，以实现君权独立、司法独立、教会独立……在农民战争失败后，路德全力投入《圣经》的译注工作，以及制定路德宗的教规与信条，使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摆脱了教皇的控制，确立了新教信仰，第一个成功地建立了改革派教会。
——摘编自于可《关于马丁·路德坪价的几个问题纪念马丁·路德诞生五百周年》
材料二 1555年帝国议会通过《奥格斯堡和约》，宣布“教随国定”。“教随国定”就是邦君决定本邦宗教。这项决议……意味着德意志邦君的、传统的割据权利凭借宗教得到巩固而加强。……16世纪明显加速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其直接的推动力来自促成国际公法的国家主权。……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人类并拯救人类，人类要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有许多表现，其中“殉道”是比较突出的行为。大致从马丁·路德开始，基督徒中有人为救赎而投身天职。因为投身天职“必然同时产生勤奋与节俭，而这两者只能产生财富”，所以这又是能够带来财富的自我牺牲，是金色殉道。16世纪那个欧洲经济跨洲发展的发轫时期，“金色殉道”为信仰基督的经济人提供了价值理性或伦理上的责任观念，使经济扩张获得了正义性和驱动力。……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言行直接涉及的都是基督宗教内部的事情，是教义归正，也是教会改制。……这些实践理念没有在德国止步，没有限于欧洲一隅而在世界范围内流布的背后因素：“自由精神。”正是“自由精神”促使人类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结，因而使路德改革在精神的层面上获得全球史意义。
——刘新利《路德宗教改革的全球史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全球性意义。
材料一 《宋史》记载：“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当时国子学为独一无二的中央官学，太学生附读于国子学，并无独立的太学。庆历三年（1043年），太学独立建校，国子学作为中央唯一官办学校的格局被打破。从庆历四年（1044年）到熙宁元年（1068年），包括国子生，太学生在内的国子监学生定额从200人增至900人，“孤寒之士”纷纷进入太学。至南宋，“国子生附太学”，“于太学辟一斋以处之”。《国学议》记载：“至于绍兴，国学愈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当时布衣从公卿牒补入国学，而真国子入学者十无一二。”
——摘编自张邦炜《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着眼于唐宋变革与会通的观察》
材料二 近年来，海南省教育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五育并举”，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融合育人体系，倾力培养具有海南“特色印记”的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和自贸港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积极构建“红色人文，绿色生态、蓝色海洋”海南特色德育体系，指导各地各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四史”教育、国防教育，海洋意识教育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
——摘编自《坚持“五育并举”打造海南学生“特色印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中央官学的变化，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海南“特色印记”教育提出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亭林的观点，并简析其提出该观点的原因。
材料一 13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但是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瘟疫中，欧洲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经历黑死病的洗礼，医学开始走向职业化，外科和外科医生兴起，医院由主要隔离变为用于治疗，出现了专门对付瘟疫的医生。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欧洲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也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空间，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
——摘编复古赵立行著《世界文明史讲稿》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人口和动物的迁移导致了传染病大流行。由于土著人对外来的传染病缺之免疫力，天花、麻疹、流感、霍乱等病传播到美洲和大洋洲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1518年到1600年，美洲有记载的传染病大爆发就有17次，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仅墨西哥一地在1519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印第安人就从2500万锐减至75万。据估计，近代早期300年间，美洲和大洋洲有一亿人死于传染病。
——摘编自徐蓝主编《世界近现代史1500-200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4世纪黑死病肆虐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14世纪黑死病相比，16世纪“传染病大流行”体现出的不同特点。
材料一古代中国医疗单位是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这个现象值得进一步分疏，至 少有下列几个因素可以提出来讨论：第一，就医学教育而言，多数民间医生是个人通过家中祖传或拜师习艺的方式学习医术，因此出师之后也以个人为单位悬壶济世。第二，就医学理 论而言，中医所采取的是一种有机整体的世界观，以医生个人为单位即可就病人整体的状况着想而给予治疗……即使在简单的分科观念之后还有很强烈的整合的倾向，他们认为身体上任何一处的疾病都涉及身体的其它部位，而诊治的方法也必须就整体着眼。
材料二（现代医疗体系）西方综合医院兴起于十八世纪，并在清代中期传入中国，道光初年已有英美人士在澳门、广州设立西医院；十九世纪末，西医、西药在中国社会已经非常流行，一方面是由于其有效的治疗成果，例如种牛痘以预防天花、膀胱结石与眼科手术等，皆中医所无，自然容易取得国人信任。另一方面，他们甚至诉诸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来说服消费者，使消费者愿意接受他们所贩卖的商品，许多西药厂商运用传统中国补肾的观念来推销他们的药物，于是逐渐地，西方的物品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摘编自黄克武 《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
（1）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国医疗单位的特点。
（2）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简析西医能够成功传入中国的原因，并为中医学发展提供 一些建设性意见。
材料一 中医作为传承千年的“岐黄之术”，自古以来就备受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青睐。两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首开古代丝绸之路，医药的互换与医术的切磋涵盖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之中。隋唐时期，中医相继传入了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和越南等国家，中医也成为日本和朝鲜遣唐使学习的重要内容。宋元时期，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草药传至亚欧非地区。明代时期郑和下西洋，带去了中医药，传播了中医药文化。明清时期，西方学者将许多中医典籍翻译成了英语、法语等语言，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摘编自王锦《“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研究》
材料二 1840年以后，兼容了儒释道等各家之精华的中医学不可避免地被与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一度被推向风口浪尖，而西洋医学的输入直接影响到了中医学的生存。也正是从那时起，有人企图走“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的发展之路，力图用西说证明中西原理相通，更有民族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医、主张全盘西化。中医药遭遇了发展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中医并没有消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日益为国人所重视。
——摘编自刘国伟《中医在五个典型历史时期的海外传播概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医药海外传播的方式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中医学遭遇生存危机的原因。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的原因，并指出梁启超所述“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