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我们当然想看看发明的力量、优点和作用。由此引出了无数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性的发现。”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认为：“技术发明要比科学思想传播的更快更远。 ”
【资料夹】①13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菲达所著的《地理志》是首次记载指南针用于航海的阿拉伯文献。②成书于1119年的《萍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③阿拉伯人蒲寿庚于1241年至1252年在福建泉州任提举市舶，管理本地与海外贸易事务。④英国学者尼坎姆于1190年用拉丁文写的《论自然界的性质》记载：“当水手在海上航行，遇到阴天看不到阳光，或夜间世界笼罩一片黑暗时，不知道其船行方向，便将针与磁石接触。此时针在盘上旋转，当旋转停止时，针就指向北方。”⑤1096—1270年，欧洲十字军进行了八次东征，远达东地中海沿岸地区。⑥据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考据，自924年至1207年，大食正式遣使中国39次。《宋史》载道：“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占城、浡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⑦明代隆庆年间，李豫亨写道：“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始多旱针盘。”⑧有学者指出：“中国人从发现磁石指极性到以人造磁针做成罗盘，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酝酿……表示这种技术原创过程的艰辛。而欧洲从对磁石指极性一无所知到12世纪末短时间内一下子跳到直接以水罗盘导航，没有技术原创过程的发展特点，显然是接受外来的现成经验后制造出来的。”
(1)在上面的资料夹中选择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描述指南针的传播路径。（要求：写出传播路径并用具体材料佐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简评指南针应用的历史影响。
材料
| 文献 | 记载内容 |
|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共列录先秦时期儒生七十七人，其中齐鲁人四十五人，约占58．44%；卫宋陈楚吴人十二人，约占15．58%；秦人二人，约占2．60%；籍贯不明者十八人，约占23．38%。 |
| 《史记·儒林外传》 | 共列录西汉前期著名儒生三十九人，其中，齐鲁人二十八人，约占71．79%；燕人、砀人、温人、广川人、雒阳人共计七人，约占17．95%；籍贯不明者四人，约占10．26%。 |
| 《汉书·儒林传》 | 综合西汉一代著名儒生的区域分布，齐鲁人占45．60%，其他地区约占46．11%，籍贯不明者约占8．29%。著名的儒学学者中，有远至蜀、淮南、九江、江东，甚至苍悟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辅（京畿地区）名儒约占总数的5．18%，三河（畿辅之地）名儒约占总数的5．70%。 |
| 《后汉书·儒林列传》 | 东汉著名的儒学学者，齐鲁人约占36．36%，其他地区约占63．64%。其中，关中学者约占6．82%，河南、河内、南阳学者约占7．95%，会稽、九江、豫章学者约占6．82%，巴蜀学者约占10．23%。 |
根据材料指出从先秦到两汉儒生区域分布变化呈现的规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宋史》记载：“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当时国子学为独一无二的中央官学，太学生附读于国子学，并无独立的太学。庆历三年（1043年），太学独立建校，国子学作为中央唯一官办学校的格局被打破。从庆历四年（1044年）到熙宁元年（1068年），包括国子生，太学生在内的国子监学生定额从200人增至900人，“孤寒之士”纷纷进入太学。至南宋，“国子生附太学”，“于太学辟一斋以处之”。《国学议》记载：“至于绍兴，国学愈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当时布衣从公卿牒补入国学，而真国子入学者十无一二。”
——摘编自张邦炜《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着眼于唐宋变革与会通的观察》
材料二 近年来，海南省教育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五育并举”，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融合育人体系，倾力培养具有海南“特色印记”的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和自贸港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积极构建“红色人文，绿色生态、蓝色海洋”海南特色德育体系，指导各地各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四史”教育、国防教育，海洋意识教育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
——摘编自《坚持“五育并举”打造海南学生“特色印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中央官学的变化，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海南“特色印记”教育提出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将三大全刊赐天下。自此，三大全成为全国各类各级学校的核心教材。《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五八记载：“（此萃）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使家不异政，国不异俗。”
——摘编自刘爱华《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材料二 1877年5月，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旨在为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编详用于课堂教学的文本资源。由此，正式诞生了中国近代编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组织，“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到1890年，据统计，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出版、审定书籍图表98种189册。其中，供给学校教学采用的教科书有数学类8种，科学类45种，历史类4种，地理类9种，道学类（包括哲学和宗教）19种，读本类1种，其他12种。
——摘编自吴洪成《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早期学校教科书》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主要汲取了苏联经验、延安经验和民国经验。1950年12月，我国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全国调入一批高水平人才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实行中小学教科书国家统编制（又称“国定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1996年10月，根据需要，国家教委颁布了新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对“教材审定制”作出了详细安排及规定。
——摘编自卢德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政府编写官方教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编译教科书的活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教科书政策调整的因素。
材料 宋代医者多治儒学，即便不属儒家，亦受儒学影响，《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即有儒医的记载。
钱乙（约1032~1113），山东郓城人，北宋儒医的杰出代表。他三岁丧母，因父亲常年在外行医，寄居于姑母家，跟随姑父吕氏习医。他赡养父亲和姑父，直至终老，并以孝子礼安葬吕氏。他早年在民间行医，以擅长儿科闻名；后出仕朝廷，官至太医丞。古代的小儿科历来被称为“哑科”，最为难治。他在数十年的行医实践中，积累经验，精心总结小儿病诊治的规律，撰写了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该书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儿科专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记载了小儿常见疾病诊治方法及120多首方剂。因贡献卓著，他被誉为“幼科鼻祖”。
——据《宋史·钱乙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钱乙的医学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对钱乙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春秋、汉代与东晋三个时期孔庙的差异，并结合时代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祭孔和修建孔庙。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否？”’《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河南程氏遗书》卷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诫，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在西方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对这一概念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添加进去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成分。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德性、古罗马的契约精神、中世纪的救赎道德、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精神，都成为这一概念的文化因子。
——摘编自李嘉莉等《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
材料三 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处世哲学，至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儒家历来注重诚信，认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利益追求最大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人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生，诚信缺失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道德现象。
——王艳波《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方诚信观念的“文化因子”，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诚信观的特点。
材料一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周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周礼》记载：“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西周礼制还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男女未成年不得成婚。《礼记·曲礼》记载：“男女无媒不交。”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后，婚姻关系才算成立。
材料二 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引礼入法。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还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其中，汉代的“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
材料三 唐代，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开化，社会理念开放，以及受到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唐代的礼俗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变化。例如：离婚比较自由；妇女地位较高。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婚姻制度和西周婚姻制度的异同，结合所学分析汉代婚姻制度注重“引礼入法”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概括唐朝时期婚姻制度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儒家思想在体育活动中强调思想以礼、义、仁为核心，在六艺之教中强调礼乐的教育，强调文武并重，在孔子思想中，仁、武二者并行不悖，武是行仁的前提，仁是行武的归……孔子对射礼推崇备至，《礼记·射义》记载，孔子曾对围观射礼的民众提出要求：不忠不孝者不得入内，尊老爱幼和好学上进者可以就坐。
——据薛文传《从先秦时期体育思想史演进视角看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等改编
材料二 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大可见矣。
——据严复《原强》（1895年）等文章整理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六艺”中的体育项目，并概括儒家体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严复的教育思想，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影响其教育思想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