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华”和“夏”是两个字，在上古时期便已开始连用，合称“华夏”。周朝时，凡是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都称“诸夏”。由于这些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国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当时的诸夏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周边的地区，因文化上的异质性很强，不合于华夏礼俗，就被称为“夷狄”。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相衔接，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即王者是天下共主，承天命教化万民，而万民也包括夷狄。
材料二 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从先秦到汉代“华夷之辨”观念的变化及呈现出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革命性创造的背景。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 朝代 | 春秋战国 | 秦汉 |
| 公元年代 | 前770—前221 | 前221—220 |
| 耕地面积/万hm2 | 1533.3 | 3813.3 |
| 粮食单产（kg/hm2） | 712.5 | 825 |
| 粮食总产/亿kg | 102.7 | 295.7 |
| 口粮总量/亿kg | 111.4 | 208.8 |
| 粮食需求/亿kg | 123.7 | 232.0 |
| 人口/万人 | 3200 | 6000 |
| 人均占粮/kg | 320.5 | 492.9 |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到秦汉农业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政策支持和农业技术角度，概括现代中国应对粮食安全的举措。
材料一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材料二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孙子兵法·谋攻》
材料三 百家争鸣、文艺复兴分别是东西方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历史时期之一。从文化发生学来看，两段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从社会转型来看，两段历史时期都随着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经历着社会的大变革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社会形态，具有共同的历史趋势，同时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对社会、人性进行深刻的思考，呼唤新的社会、新的人。虽然中西方社会有历史共性，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如从结果来说，两者之后的社会形态有所不同。
——摘编自李静等《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则材料反映的社会信息。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如何比较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
材料一 原始时代，我国先民在采食植物和狩猎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一些运用中草药的知识。《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末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载药365种。《神农本草经》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属阳，五味属阴，“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唐初医学家孙思邈著成临床医药学巨著《千金方》，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之意。时至宋代，制定了制剂规范，在用药上已将重要的配伍禁忌药物具体地加以总结。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综述了16世纪以前药物学成就，收载药物已达1892种。为明确药物产地、形态等，他不畏艰苦亲自到各地采访，搜集各种药物标本。《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先无机物而后有机物，先植物而后动物，“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排序分类。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快，西方医药输入日益增多。近代名医张锡纯明确提出了“中药”与“西药”的概念及其二者差异。云：“盖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
——摘编自张效霞《辨证论治的由来》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级各类中医药院校陆续建立，其中以本科院校为主，兼有专科教育为补充。中医药工作者不断整理中医药典籍，挖掘秘方验方，开发中成药制剂。屠呦呦等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分离出能够抵抗疟疾的青蒿素，对人类防治疟疾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我国基本建立了以药材生产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商业为纽带的现代中药产业体系。中药在治愈甲型H1N1流感，防治乙脑、流脑、手足口病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中药类商品出口总额达40.19亿美元，新兴市场出口增速强劲。
——艾嘉仁《中医史：细说现代中医的创新成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药学的发展趋势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王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达到鼎盛状态,为文人对封建君主的歌功颂德奠定了客观基础,出现了气势恢宏的“歌咏封建君主”的散体大赋。东汉中期以后,民生凋敝,但统治阶级依然奢侈成风,汉赋逐渐专注于描写单一事物,短小精悍具有浓厚的现实感,抒情小赋流行开来。
材料二 汉赋继承了《楚辞》的浪漫主义手法,通过夸张、幻想,营造出一种美妙的意境,使描写色彩鲜明,形象具体。建安(汉献帝年号)以后的很多诗文都从汉赋中得到不少启发。汉赋中关于京都、田猎、物色等内容的赋文对于汉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有详尽描述,它对社会生活的记录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辛德萱《汉赋与汉代社会生活》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赋的演变趋势,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趋势”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从先秦城隍的源起看，城隍本是作为自然神来崇拜的。从汉代开始，人们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化为城隍神。各地城隍庙崇奉的神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实体，多是正人直臣或造福地方百姓的忠烈义士在死后被追尊为城隍神。唐代开始，城隍崇拜得到普及。入宋以后，朝廷对祠神赐封的制度逐渐完善，城隍崇拜被正式地纳入国家祀典。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民众主体意识增强，宋代树立的城隍神带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人们的城隍崇拜已经糅合了诸如善恶报应、礼仪道德等思想观念。
材料二 自明代朱元璋确定了城隍的地位后，城隍崇拜在明清时期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明清时期将祭祀神祇与官员治理地方结合起来，《明史·职官志四》记载：“布政史掌一省之政……祀典神祇，谨其时祀”。明清时期，人们赋予城隍神的职能涵盖了民众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城隍神由最初守护城池的单一功能，演变为负责整个城市的秩序平安、水旱吉凶和冥间司法等事务。民众赋予城隍神最大的权限，上到国家的政治稳定，自然中的风雨雷电，下到百姓的升官发财，民间婚姻求子，城隍神无所不管。
——摘编自邢薇薇《郑州文庙、城隍庙所存碑刻资料整理与研究》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城隍崇拜的演变趋势。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演变趋势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而文言文多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文言文中常有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国人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等都在历代的文言文中得到了保存，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
——据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材料二 如果从20世纪初期算起，现代汉语的形成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在百年
汉语的发展历程中，“欧化”的思想与实践始终伴随，把欧化概念用于文学及语言，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最早发端于傅斯年，他提出“欧化文学”“欧化国语”以及“欧化的白话文”等概念。具体说来，欧化的白话文首先是西方的地名、人名、器物名以及制度文化层面的新词语直接用西方字母表达，其次是汉语的词组、句法、句子结构发生了不少变化，主要是句子变长，句子结构分为主语、谓语、宾语等。在此过程中，汉语出现了“欧而不化”的现象，写出不中不西的语句，使汉语不通、不简、不洁。
——据刁晏斌《汉语的欧化与欧化的汉语》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文言文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期汉语欧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