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许多人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依据所学知识，指出晚周时期儒家学者提出了哪些“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2)阅读材料二，如何理解“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汉代学者是怎样改造儒家思想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夷待访录》为什么被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并分析其主张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的原因。
材料一 苏格拉底主张的是一种道德主义政治思想。公民们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会有良好的政治行为，那么国家也就会安定。对于统治者的产生，苏格拉底并不赞成民主制，其所主张的是一种贤人政治和专家政治……孔子认为执政必以德，对于三代的尧舜禹，孔子更是极尽赞美之词……与苏格拉底不愿首先去谈论人事之外的“客观存在”方面的问题一样，孔子的政治哲学更关注的是现世生活。
——摘编自何霖《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政治思想比较》
材料二 宋明理学为孔孟的伦理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孔子、孟子对天道讲得很少，宋代的理学家就对他们所提倡的仁义孝悌等伦理思想提出本体论的证明，从而创造出比较完整的体系。……然而……它的基本性质就是以孔孟学说为蓝本，给以自然观上的根据，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孔孟的学说。
文艺复兴……虽然许多新成就的基础是古典文化，但是它们很快地超越了希腊、罗马影响的范畴。文艺复兴包括一些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想和看法，使文艺复兴印上了一个独特社会的标记。总的说来，这些理想和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
——摘编自张岱年《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等人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和苏格拉底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并依据材料二指出宋明理学和文艺复兴反映的不同的社会本质需求。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指出传统与现实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分析17、18世纪中外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政治、经济原因。
材料一 西方科学文化的舶来是明清之际时代性的重大变化，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中国士大夫热切研习探求舶来的各种学理，他们意识到传统科技停滞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第（仅仅）能言其法（技巧），不能言其义（逻辑）”，更新知识必须“缘数寻理”，才能“具存实义”发现规律。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与明清更替，天文、地理、人治之学等实学为士人所看重，产生了一批脱离空谈“心性”的新型士人与政治家，诞生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一大批科技成就。
——据陈橹《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与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世纪，启蒙时代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都具有科学教育背景。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立说将科学理论介绍给公众，最著名的莫过于《大百科全书》……这一时期大学里的教授开始接受牛顿的理论，有的教授向学生展示科学原理，并向公众演示自己的发明。科学会和研究院大量建立，其中许多机构有出版图书和期刊的特许权。1738年伏尔泰出版了《牛顿的哲学原理基础》以向公众介绍牛顿的力学原理。这一时期，还有更多的向外行人讲解科学原理和知识的图书出版。
——据李大光《科学传播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时期中国相比近代西欧科技传播途径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并联系现实生活，提出一条与上述材料中不同的科技传播新途径，并简要说明其优点。
材料一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
——《梁启超选集》
材料二 梁启超反对提倡“排满复仇论”,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
——《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
材料三 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救国。”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
(1)根据材料一、二、三,比较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异同点。
(2)从梁启超、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中,你能得到什么认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在1919年发生“转化”的原因,这种“转化”对孙中山以后的政治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
《民报》发刊词 孙文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日民族，日民权，日民生...今者中 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为展板内容撰写一份解说词。（要求：解说全面，史实准确、语言流畅，表述成文）
材料一 隋唐的教育体制，基本是一种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体制，官学是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私学也有所发展，但要受到官学兴衰的制约。中央官学体系除为贵族服务的“六学二馆”之外，朝廷的有关部门还办有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如太医署、太仆寺、太乐署、太卜署就分别附设有医药、兽医、音乐、卜筮之类的专业学校。唐朝官学达到极盛，史称：“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类。儒学之胜，古昔未之有也。”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
材料二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应着重为工农大众服务。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1951年9月，周恩来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专题报告，要求知识分子“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要为人民服务。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特别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教育体制发展的特点，并说明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初期我国培养知识分子的指导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种培养产生的重要影响。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时期到秦朝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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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就科学技术的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仍然只能说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阶段。
——摘编自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就及其特征》
材料三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从革命时期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进入新世纪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2016年我们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18年我们召开了两院院士大会。几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并指出图一中A线反超B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至少两项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并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科技成就走在世界的前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在数学、传统医学、传统天文学、法医学、传统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政府推动出版了一系列的科技作品如《梦溪笔谈》《圣济录》《洗冤集录》《统天历》《农书》等。四大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
——摘编自刘芹《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以宋明为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并结合知识分析宋代科技发达的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简表
| 阶段 | 时期 | “西学东渐”简况 |
| 第一阶段 | 1840～1860年 | 一批爱国者从战争中惊醒，他们提倡“师夷”，是对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天朝大国心理的大胆挑战，但却是空谷足音，长久不为清廷所重视。 |
| 第二阶段 | 1860～1895年 | 夷人的长技被提升为“西学”，并借助“体用”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将中西学纳入统一体内，它进一步冲破了“夷夏大防”的藩篱，为人们大胆接受西学开辟了道路。以培养外语、军事、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新式学堂增多，西式学堂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
| 第三阶段 | 1895～1900年 | 维新派不仅将人们对西学的认识，由“西艺”推进到了“西政”，而且第一次打破了隆中抑西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为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思想上进一步开辟了道路。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 个，新式学堂17 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
——据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整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和认识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在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现代“科学之光”。他认为应该把尊重事实，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归纳法”的第一步。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他指出“所谓知识在于实践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他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丁立群等《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
材料二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独力创新，将“独创理论还原于人事的日常经验才可知其正误”。顾炎式做学问反对玄学、理学之清谈，主张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问，引古著今，注重用学到的知识或自己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学以致用”、“明道教世”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济世情怀”。
——摘编自威福康《论颐炎武治学方法的儒家精神与哲学意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根与顾炎武学术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述二人学术思想不同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种学术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