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两百年后其政治思想备受推崇。梁启超与谭嗣同等曾将《明夷待访录》“节钞”送人。革命党人陈天华认为，《明夷待访录》“虽不及《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该书中的《原君》《原臣》也曾被用作兴中会的宣传品。

民国时期，梁启超反思说：“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比附之言，传播既广……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

评析清末民初关于黄宗羲的“记忆复兴”这一现象。

材料   明末以来，在利玛窦等人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真正地了解世界，涌现出以徐光启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他们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编译各种欧洲科学著作，向国人普及新的科学理念，一时间钻研西学蔚然成风。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在中国儒家哲学被广泛介绍到欧洲的同时，中国的历史、地理以及科技、文学也在欧洲广泛流传开来。1735年在巴黎刊印的《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   。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追求的社会楷模。霍尔巴赫主张以德治国，他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