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基础帐薄在乡编造，正本留乡，副本呈县，郡、州无法直接掌握帐薄的情况。乡吏操控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利，中央监督、审核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数据，造假严重，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基础帐薄转而由国家控制力更强的县廷负责制作，一式多份，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中央据此可以更深入的掌握实际情况，发现地方弄虚作假，也可以利用同一时期的相关簿籍或前后不同的时期同类薄籍进行查核。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材料二 以文书为基础的行政，与文书的形态、材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略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古代集权国家就是确立于简牍这样的书写材料之上的。书写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行政体系， 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从逻辑上讲，它甚至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变化。在简牍的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的行政，与纸张时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间，必然是有区别的。
—— 【日】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文书行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材料二的主要观点。
材料 （余）其性偏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因家中兄弟叔侄以俗事（买田、建宗祠，借势干预争讼）不远千里来迫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因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遂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山居野处，创建佛院，著书讲学。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摘编自李贽《焚书》《续焚书》等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为僧），近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溺意于沙门。
——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奏疏
几个世纪后，（对李贽）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他的哲学没有出路。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1)分别概括材料一、二、三对李贽的评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人物评价的因素。
材料一为求自身的长足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三次较大的复兴运动。第一次复兴在汉代，确立了儒学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哲学的地位。第二次复兴在宋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既消解了佛学对儒学的威胁，亦消解了由于唐末五代的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文化意义危机，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第三次复兴在二十世纪初，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西学对儒学的威胁，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儒学的普世价值。
——蒋国保《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材料二汉继绝学，既是汉承天命的有力佐证，也是汉代儒学的自我定位。此后的儒学史叙事中，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典型的如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南宋理学对佛、道的回应等。在这种“绝学——复兴”的古典道统式叙事中，儒学彰明了自身独立于古代王朝兴废的内在价值——自秦至清，虽然王朝权力可以如秦时那样对儒学传承造成一时的破坏，但作为关乎天道的传承之学，灭儒便等于不能“得道”，不能“得道”便不获天命，不能长久。
——李梅《古今中西视域中的“儒学复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三次复兴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三次儒学复兴运动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1919年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该刊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清末国粹主义。在此背景下，新文化阵营提出了“整理国故”问题。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湖》杂志上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慕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树立起“整理国故”的旗帜。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应做到，“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就研究范围和重心而言，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整理国故”也体现了对全部传统，尤其是非儒学派的重视。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
——摘编自罗检秋《“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材料二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也是这一运动的纲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与他对“科学”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提出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他想通过整理国故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方法”，为“科学”在中国寻根，并借此证明“科学”并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容的“舶来品”，即提倡、宣传“科学”也具有传统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相信社会、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方法”，所以他要借整理国故来证明此点，同时，这也是为“打通”二者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努力。
——摘编自雷颐《“整理国故”：为科学在中国寻根》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整理国故运动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并分析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材料一 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这要求统治者“劝农事，勿夺民时”，采用“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从而达到“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是出于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他拉近了儒家思想与现实的距离。
——摘编自赵瑞军《董仲舒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顾炎武在总结与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他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后，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还指出“合天下之生员”“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并建议“用辟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在他看来，“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并提出了“疾耕”与“通商”并重的主张。这些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摘编自刘帅《顾炎武民本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董仲舒相比，顾炎武民本思想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音乐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以来影响西方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
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经学化进程的特征，并分析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儒学的影响。
材料一 五四运动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和团的机关报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建党初期，党和团的机关报始终坚持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如《工人周刊》明确指出其是“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这一时期的报刊在议论文的基础上，创造性运用了随笔、小说、诗歌、笑话等形式。各个刊物还特别讲究用群众身边发生的事实说话，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比如《劳动界》专门设置《本埠劳动界》栏目关注上海的工人运动情况，持续报道重大的罢工事件。
——摘编自马雅成《中共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析》
材料二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忠诚于中国革命事业，在斗争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核心。
——摘编自兰秀辉、周利生主编《信仰: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五四运动以后至建党前，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概括建党初期党和团的机关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色。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阐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三部著作，简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