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墨子提出治理天下应当像大禹那样“使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认为察“圣王之事”得“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由此可知，墨家学派能够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     ）

A．恢复前代礼乐制度	B．代表下层平民利益
C．强调社会等级和谐	D．适应兼并战争需要

2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甲午战争之前，早期改良派已对洋务运动做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虽然不无深刻见解，但那终究不过是见诸言论，在洋务运动气运未衰的时候，单靠言论是不会造成很大社会影响的。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用武器打破了洋务运动补苴罅漏的惨淡经营，比之笔墨议论，它更严酷得多，于是，前后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因此成为民族反思的矢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奕䜣曾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西化”，“化”之为义，在意思上，同“彻底”是相近的。）（黄遵宪《马关纪事》）“中兴以后讲求洋务”者说：“今日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故然也，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其稍进者日：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也，……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贴括以取富贵，……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故百举而无一效也。”（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我国地广人众，不能不设海军护卫，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不（以）御外侮，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

——摘编自甲午海战幸存者叙录（盛宣怀档案资料《甲午中日战争》下册）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甲午战争之前，对洋务运动反思有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洋务运动的开展有了那些新的的反思及革新设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社会主流层面对战争失败反思变革的具体举措有哪些？主要影响又是什么？

3 .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邓小平文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当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原因，简述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立足点。

材料二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成果展(节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

材料三 中华民族追求梦想的道路艰难曲折。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亿万人魂牵梦萦，几代人上下求索，奋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艰难前行。直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才终于迎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曙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3）任选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相关史实，概述中共“勇担民族复兴大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进行的不懈奋斗。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的对比表

	不平等的原因	平等观的理论	平等观的实现
卢梭	法律和私有财产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	抽象的自然力与意志是个人的基础，现实人没有任何差别，即人生而平等。	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即自由和平等两大目标。社会契约则是以政治与法律的平等代替了自然的不平等。
马克思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存在决定了平等的社会分配是不可能出现的，阶级的对立与分化产生了现实中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人的本质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提出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平等的社会理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国家生活的原则，而国家应该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提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就是消灭私有制与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摘编自王培培《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的比较》

（1）根据材料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内涵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马克思平等观的历史意义。

5 . 孙中山说：“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欧美为平等自由去战争，争得了之后，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各人都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我们从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们的覆辙。”对此认识正确的是

A．孙中山对民主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B．孙中山这种思想是因为对平等、自由的真正含义存在曲解

C．孙中山对平等自由的解释是受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

D．欧美革命误入歧路，证明中国“政治革命”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