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采取“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方针，积极开展农村冬学运动和职工教育运动。据统计，仅1953年，全国农民参加冬学(农校)的人数就达到4885万，参加职工业余学校的工人也达到300多万，一些大型的工矿业还办起了职工夜大。当时上到国家级出版社，下到县乡扫盲学校，各地出版了很多种不同文化水平的“识字课本”。有面对工人的，也有面对农民的，还有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在运动中，一位普通解放军战士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扫盲学校的教师每天从报纸上和《时事手册》上找些有关国家大事的文章念给学员听，农校还请农林局的人来讲农业技术课。各地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协助政府完成一些重要工作，如组织乡村抗旱大队、参加修路、进行社会服务活动等。
——摘编自吴敏先、方海兴《论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开展农村冬学运动和职工教育运动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开展农村冬学运动和职工教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未熹认为，就那些对待臣下态度非常恶劣的君主而言，“寇仇之报，不亦宜乎？”但朱熹强调孟子的说法只是一种要求君主礼遇臣下的警示之语，并非表示臣下可以真正对君“不忠”。在君臣之义上，朱熹指出：“父子之仁，君臣之义，莫非天赋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独以父子为自然，而谓臣之相属，特出于事势之不得已，夫岂然哉！”
——编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材料二 在黄宗羲看来，君和臣的目的都是为了万民的忧乐，其关系应是“名异（具体位置不同）而实同（担负共同职责）”的平等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无法选择的，无父则无子，因此应该孝敬父亲。君和臣之间并没有命定的血缘关系，将两者联结到一起的是他们治理天下的着职责，臣下与君主是可以相互选择的，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两者之同的血缘，而是天下万民的公利，臣下与君主在目标一致时才会合作。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朱熹与黄宗羲君臣观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种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并分别指出其历史价值。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汲取古希腊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关注体力劳动与技能训练，并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阐述职业教育。西班牙学者维夫斯充分重视民众及工艺实践的价值，把工艺实践作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阿尔伯蒂从伦理学角度肯定尘世物质生活，尊重劳动与创造。在论述人的教育问题上，维夫斯与拉伯雷明确提出技术训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些思想突破了传统学徒制与经院哲学的育人框架，展现出职业教育思想多样化的早期形态。
——摘编自贺国庆、马立武《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材料二 17世纪末以来，随着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工场的大量涌现，法国启蒙思想家开始认为，学习和掌握一门甚至几门技艺，既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一个完善的人或完善的公民的重要指标。此后，技术教育在法国兴起，建立各种实用技术研究会、开设实用技术课程等工作被提上日程。J.巴舍利埃尔制订了实用职业技教育术的计划，要求“开办一所技艺的完全学校，在学校中，人们示范讲解机器、使用的材料及其与每一种技艺的关系”。这些活动推动了社会对实用技术的了解和认同，改变了人们的教育观念。
——摘编自刘大明《启蒙运动与法国技术教育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技术教育思想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技术教育的发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宋代比较重视培养儿童的礼仪。宋代家礼主要有冠、婚、丧、祭四大类。司马光根据古礼及民间冠礼实际情况，把“男子二十，冠而字”改为“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朱熹将下限改为十五岁。祠堂是家训的主要实施场所，如金溪陆氏家族，“（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儿童在家礼中得到了“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规范训练。
——摘编自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等
材料二 宋人笔下涌现出诸多“好孩子”形象。比如，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
——摘编自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培养儿童的途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人心目中“好孩子”形象确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