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盛顿会议之后，结束了日本借一战之机短期独霸中国的状况，又回到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欧美列强可以不管中国的利益，但显然不能容忍日本向他们挑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重绘了世界政治版图，列强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这一期间的中法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面对这样的形势，法国在口头上承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愿望是正当的，在行动上也迫于压力做一些小小的让步，但在更多的方面，对于中国要求收回的在华利益，想尽办法拖延，如广州湾租借地。同时，又千方百计利用不平等条约，费尽心计寻求扩大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不顾自己大国形象，不惜采取威胁、恫吓等无赖手段。而在更多的时候，法国的让步和攫取新的利益是交错在一起进行的。
——摘编自张雪永《大革命时期的中法关系研究》
材料二 早在1949年初，法国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希望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阻止中国支持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而中共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援助越南革命的问题上态度坚定，中法建交的构想也就无疾而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6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与中国合作使戴高乐在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手中多了一些筹码。1964年，中国和法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西方媒体将之称为“外交爆”。周恩来指出：“中法建交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件大事，是在西方打断一个链条，其影响会越来越深远。”
——摘编自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指出：“2024年，我们将迎来两国建交60周年。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守建交初心、赓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法建交为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间交流合作树立了典范，60年来中法关系的探索与实践塑造了“中法精神”
——摘编自卢沙野《忆六十载辉煌启新时代征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一战后法国对华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1949～1964年法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中法两国建交的影响，并简要谈谈你对“中法精神”内涵的理解。
材料一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迄今已有7000年的栽培史。印第安人为它的驯化、人工栽培、耕作模式、育种、储藏、加工、食用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马铃薯，50年代他们将薯块传入西欧，7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零星种植。马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灾荒和饥懂促使土豆在欧陆国家作为救荒作物大大普及。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18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到18世纪末期，马铃薯成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
材料二 马铃薯在爱尔兰反而很快扎根，成为了爱尔兰人的喜爱食物和依赖食物。进入19世纪，人口的快速膨胀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土地不得不被分割为更小的地块，越来越多的人主要靠田地里的马铃薯生活，最穷的农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得一小块土地种植马铃薯，而一旦马铃薯歉收，饥荒很难避免。1845年夏，霜霉病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引发大饥荒，也导致疫病流行，有至少25万人死亡。大饥荒带来空前的对外大移民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在本国和美国都播下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
——摘编自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以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历史影响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末期以来马铃薯成为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食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爱尔兰大饥荒”的影响，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航路开辟后物种交流的特点。
材料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土地法》《矿业法》《公司法》等法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以整顿全国财税金融与加强政府财政力量。1928—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经济法规有500项之多，代表了国民经济法制建设的成就。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诸多法规、章程，建立起政府统治者、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行为约束制度以及交易条件，如法律法规、农会行会组织细则、工会合同等，而违反这些行为约束制度皆有相应惩处机制。
——摘编自周海燕《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
材料二 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是国家为了获得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改变了之前许多思想家将粮食、衣服等看作是财富的观点，认为只有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当时的学者们从西欧各国现实出发，研究当时的经济现象，得出了重视商业、重视货币等经济观点，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一些学者在阐述对于某项政策问题的一些观点。
——摘编自杨建飞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史》
材料三 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其他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可以解除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企业，使之最合适社会利益的义务。
——摘编自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近代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历史背景。
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在东盟会议上提出“重返亚太”这一概念。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APEC峰会上高调提出“转向亚洲”。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声称美国将在2020年前实现 60%战舰部署到太平洋的目标。2009年以来,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经历了通过“代理人”竞争、直接对抗、拉拢盟友竞争三个阶段。在 2012年第一阶段的战略推行早期,美国主要利用日本、菲律宾等国充当“代理人”与中国竞争的手段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摘编自孙泽生、田倩《美国“重返亚太”十年：动因、困境与展望》
材料二 美国长期实行“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全球战略,对亚洲太平洋地区采取比较轻视的态度。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才将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爆发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才开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重返亚太”战略。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既要进行相互合作,扩大彼此的共同利益,又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影响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
——摘编自张载祥《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原因及表现》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
材料 赵武灵王即位时，齐秦两强对峙，强邻逼境，胡人骚扰，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推行了“胡服骑射”改革。改革初期，反对“胡服”者颇多﹐为此赵武灵王与朝臣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初步统一了思想，对依然反对改革的宗室大臣则是不断游说。赵武灵王在说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换上了被中原百姓鄙视的短裤小褂。“胡服”改革成功后，赵武灵王就带头练习骑马射箭。他带领部队攻克水草丰美﹑地域辽阔，有骑射传统的原阳（今呼和浩特东），在这里试点骑射改革。赵武灵王在全国特别是北方靠近胡人地区的百姓中广泛招募善于骑射的人，并改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疆游牧民族的骑兵，组织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同时，他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大批良马，更换了原来的军队装备。赵武灵王亲自训练骑兵，并使骑兵成为军队的主力。
——摘编自许今朝《赵武灵王推进“胡服骑射”改革的艺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背景及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先秦诸子学中，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学派。儒学最关心的是现实的人如何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问题，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儒家学者都要对人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希望从人的本性是什么，推论出现实的人应该怎么做人，进而推论出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儒家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运行，人道自强，人人通过学习和实践努力，都可以成为理想的人。所以，儒学也可以称为“人学”，即关于人的学问。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形成“百家争鸣”，儒学兴起；汉代董仲舒全面论述了以儒家礼治思想作为治国根本策略的必要性，此后，儒学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唐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高峰，文化心态开放进取，儒、释、道以及各种思想资源交汇渗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为以后的理学奠定了基础；宋代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博大精深的理论思维——新儒家学说，建构了融通天、地、人的精致哲学体系；明清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心学的出现、启蒙与经世思潮的传播、理学的复兴、考据学的兴起等都是此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现象。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儒家学派可以称为“人学”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928年7月，中美签订整理关税条约，美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原则。是年德国、英国、法国等10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字，一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正式终止。《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指出新约的签订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是“五年以来坚持不屈”的结果。
——整理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材料二 民国建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华盛顿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效；第二阶段是大革命及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交替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废约运动取得重大成果；第三阶段是抗战时期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在华特权基本上被取消。但中国实际上没有取得平等独立的国际地位。直到1949年，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告“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外交原则，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了她应有的尊严。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获得了解决，不平等条约留下的最后一点污斑将被清除干净。
——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阐述1943年中国成功实现废旧约签新约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能将“不平等条约留下的最后一点污斑清除干净”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国地方行政制度有何重大变化。这对秦国加强统治有何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原因。
材料一 到16世纪60年代，经历了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沿海的大动乱时代之后，朝廷终于认识到，大海是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福建禁止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的。如许孚远说：“看得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由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当事者尝为厉禁。然急之而盗兴，盗兴而倭入，嘉靖之季，其祸蔓延，攻略诸省，荼毒生灵。”因此一些官员提出废除过时的海禁令，允许通商，以求化寇为民。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这次开海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隆庆开放”。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显著。
——摘编自冯之余《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
材料二 1843年制定的税则规定中国进口税实行低税率，西方商品进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税务司更是掌握在打开中国大门的外国人手中，这极大地便利了外国商品的输入。西方人评论说：鸦片战争后，“没有任何事物防阻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开舱时，卸下一船棉花；或是设若该外国人无所忌惮的话，卸下一船鸦片，或是……将这批货载到西藏的边境，或经由运河到天津和北京，或总而言之到任何地方，同时沿途兜售”。
——摘编自荣宏庆、李玮《从历史考证五口通商对我国沿海经济的影响》
材料三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隆庆年间对外贸易的新变化及“隆庆开放”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背景、性质和影响三个方面说明五口通商与经济特区的不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