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医疗的磨制石针。《黄帝内经》融合阴阳五行、经络腧穴、人体与自然相应等学说，构建了针灸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因针灸便于操作，医者多加以提儡，百姓亦略知负疗；皇甫谥所撰《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体系较为完整的针灸专书。唐朝出现专门的“针师”和“灸师”,针灸成为太医署的专业之一。北宋针灸家王惟一设计制成铜人模型，作为教学和考试之用。明代，针灸学文献丰富、名家辈出。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材料二   民国时期，中医学处境艰难，险遭扼杀，针灸也遭到歧视和排斥。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重新厘定针灸知识成为时人证明中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诸多医家都对针灸知识革新进行探索，如征集整理并公开民间针负秘术、改编传统针灸入门医书以便普通读者接受、运用生理解剖学论证解释经络学说等。

——摘编自陈思言《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等

材料三   针灸6世纪开始传到朝鲜、日本、印度，16世纪传到欧洲。新中国成立以来，针灸学的国际影响逐渐扩大。1975年以后，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创办针负培训班，为许多国家培养了针灸人才。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中医针灸”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

——摘编自程莘农《中国针灸学》

材料一   清初的社会治理重视根据理学宗旨整饬基层教化，强调敦厉风俗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升级而亟须革新，皇帝在用人铨选方面也有所变化。雍正、乾隆不再推崇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为实现个人政治价值，部分理学官僚开始在处理地方政务的过程中主动将目光延伸到河工、漕运等技术领域，实现了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的转变。自洋务运动开始，大量的新式技术官僚涌现。他们作为18世纪技术官僚的后辈，既是传统封建官僚体系中的新元素，也是近代西方科技向中国渗透的过程在制度上的反映。

——摘编自张少娜《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文官制度实行以“通才”为标准择优录取的原则。由于牛津、剑桥等贵族学校以培养通才著称，因此高级文官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向。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长期处于文官队伍的中下层，使许多部门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福尔顿委员会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调整文官分级制度，专家科技人员自成一类称“科学类”。另外还设立专业技术、训练、法律、警察等十大类。此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彻底打破通才体制，而且政府机构臃肿也严重束缚着行政效率。

——摘编自阎铃铃《英国文官制度中的“通才”原则》

材料   美国《时代周刊》创刊80多年以来，《时代周刊》封面上以中国的人和事为主题的有60次左右。该周刊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看中国的机会。1938年1月，时代周刊》的锋面人物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照。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84年4月30日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手里拿着可口可乐，面露微笑，背景是中国长城。标题是：“中国的新面貌，里根将会看到什么”(如图)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 宋元时期，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20余万斤。除上贡朝廷外，还有大量销售。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鸦片战争后，福建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迅猛发展。1853年，朝廷准许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洋行买办内地收购茶叶制度的实行，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对接起来。1858年，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极大降低了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摘编自刘锡涛《试探福建茶叶生产及近代茶叶外贸鼎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