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败并退守英格兰等岛屿，客观上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战争也使英国民众普遍感到“法语是敌人的语言”“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进行，原有的政治架构被打破，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历史的必然。1618—1648年，欧洲“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爆发“三十年战争”，战后签订的和约确立了缔约各方的“国家主权”，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借用“民族”概念来整合国家，目的是通过消解封建君主的合法性基础，建立自己的统治。
——摘编自黄其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促进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结合所学，指出卢梭为“消解封建君主合法性基础”所提出的主张。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清王朝被迫卷入西方所谓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中，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迅速舶来并逐渐取代沿袭几千年的天下王朝观念。在“国将不国”的现实下，形塑一个西方式的强大的现代中国成为当务之急。1902年，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一词，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而非血统种族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把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和民族复兴的目标相结合，指出中国应加以根本改造，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现代的包含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浙考神墙750
——摘编自宋盼盼、周传斌《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三次转换论析》
(2)根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背景。结合所学，列举20世纪前20年资产阶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所采取的举措。材料三 一战以后，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演化为“民族自决”原则，其首倡者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作为霸权更替的获胜者，美国可以借此削弱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列强。然而，这一原则在一战结束后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各国一致奉行威尔逊原则，那些受压迫民族或未受国际承认的民族，自然会打着民族自决的名义，来争取其独立地位。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掀起新高潮的原因，指出这一时期印度为争取民族独立所作出的努力。材料一：14世纪末明代开国者对贸易、职业活动、地理迁移强加的严格限制，大大减缓了中国境内贸易的发展。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跨区城的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等。
-—罗威廉《大清：最后的中华帝国》
材料二：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思想家黄宗羲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他还反对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出现“第二次商业革命”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明末清初，促进思想界的活跃的背景。
材料一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而确立于唐。因为有多种科目，“分科举人”，故名科举。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入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与“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二战以来，西方传统文官制度体系中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官分途原则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文官试图打破“政治中立”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随着政府所处环境以及文官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传统文官永业原则受到挑战。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往往僭越制度的规范，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经过考试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免文官；另一方面，出于技术方面的考量，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行政职位的一部分特别是高级职位向社会开放，不拘一格招揽优秀人才，这淡化了考试任用的制度刚性。
——摘编自秦勃《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变与重构》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救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归纳科举制与察举制相比的“重大历史进步”之处，扼要说明科举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的表现，从对官员“德”“才”要求方面指出中国古代官员选拔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以来西方文官制度原则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说明孙中山提出“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思想的缘由，结合所学，简析这一思想所产生的的重要影响。
材料一 15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海洋实力的提升、海洋利益的争夺和海洋秩序的塑造也日渐成为西方强国的主要战略指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战略实质都是以开辟新航路和新土地为先导，通过对海外资源和财富进行暴力掠夺以及对海外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实现了其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的远景规划。英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将海权视为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战略上既合理地发挥了其环境的优势，又充分与自身的国内基础相契合，从而在海洋时代成为世界体系的霸主。同时，作为陆地文明居于主导的国家，法国与俄国也将海洋崛起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目标，并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二 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国家，但政治中心在元朝以前，长期滞留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元代以后，才移到东部（南京—北京）。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中国传统的塞防思想，造成历代统治者对海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两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根据西方海洋战略理论，提出了海疆自守策略：“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了由原来单一“坚船利器”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转变，由原来被动的防御战略向主动的海防战略转变。从1880年起的十余年里，在李鸿章筹划下先后兴建了大沽、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中法战争后，各地督抚亦纷纷陈奏，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张之洞提出要设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海军；李鸿章认为“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为此要多办学堂来鼓励有识之士学习海军，并提倡去国外留学。自此以后，清政府开始明确将加强海防确立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郭渊《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重视建设海洋强国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政府海权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今天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认识。
民生是指人民的生活、生计和生存的状况，民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孟子的政治主张不是从历史上抄袭过来的，而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有下列各项：第一、给民以“恒产”；第二、赋税徭役有定制；第三，轻刑罚；第四，救济穷人；第五，保护工商。孟子的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合拍，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玩敝。至德后，科敛凡数百名，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炎疾其敬，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杨炎传》
材料三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也就是精神娱乐消费。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的原因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宋代直接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科技成就；简析促使这一时期“市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共性与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形象”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主持下，苏联政府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力图通过削减党和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利润和奖金激发企业和职工生产积极性。“八五”期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7%。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后，勃列日涅夫等其他领导人认为，改革会把苏联引向“市场社会主义”，因而陆续收回了下放的权力，恢复了行政命令体制。虽然计划指标比原来减少，但企业的生产方向、产品品种和生产数量仍由国家规定，计划指标仍是企业绩效考核的关键尺度。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彻底失败。
——摘编自陈婉莹《试析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二 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1984年3月，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发表《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主张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干部职务浮动，能上能下；实行多种形式的内部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允许企业自产自销等。其获得邓小平、项南等人的高度肯定，推动了《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国务院文件的出台。1984—1988年，福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等高达22.46%，比前五年翻了一番多。2014年5月，30位福建企业家致信中央，提出增强科技创新、发挥“海丝”优势、彻底打破所有制界限等建议，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摘编自黄文麟《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福建企业家“两封信”的记述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苏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特点出现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从唐末到北宋初五十多年时间里，教育逐渐衰退。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宋初荫补之制度充斥朝野。只要一族有显赫之人，即可显耀整个家族。从文献记载看，仁宗以前，州县兴学寥寥无几，到庆历时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多层次官学系统。庆历改革主要是变原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熙丰改革时规定，诗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在太学内采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打破了科举对选士的垄断。著名的《春秋》大师孙复就是范仲淹一手栽培，同时又作为兴学时的名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大思想家张载、石介也是在兴学之下成长起来的。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取士之准绳。三次兴学为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革，但结果并无多大逊色。
——摘编自金仁经《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材料二 1912年1月5日，学贯中西、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对教育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培养少数官吏的教育改为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的国民教育。为实施国民教育，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同时加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国文、算数、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目。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教育宗旨，同时强调五育不可偏废。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癸丑学制明确宣布教育为男女共享的权利与义务，女学不别立系统，与男子同。但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很多仅停留在形式上。
——摘编自张延华《蔡元培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兴起的背景，并说明其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民国初年蔡元培兴学教育改革的内容。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北宋兴学与蔡元培教育改革成效有限的共同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我国士人对机械钟表计时性能有所关注，这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我国古代以漏壶为核心的守时传统。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式的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放弃十二时辰制中的专名。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民族特色，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简述中国近代计时方面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机械钟表在近代不断涌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产民用表在初创时期的设计特点，并简析国家大力发展民用表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18世纪以前，英国经济最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18世纪以后，人口向西北地区移动，在丰富的煤矿产区，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须住在近处，甚至在工厂的近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资本家和工厂主为获取廉价原料、劳力和销售市场，赴乡村不断建设新厂，围绕这些新厂不断形成新的工业城市，它们在旧产业城市周围接二连三地聚集起来，形成了工业城市带。由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新的交通工具，在交通沿线也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城市。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引起了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同时，资本家、地产商大量的以谋利为目的出租空间。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当然、城市的盲目扩展、城市化的无序开展，也造成了城市布局的混乱，形成大量的、紊乱的人流、物流，造成车辆剧增和交通堵塞。
——摘编自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