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正统阅读始终是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流。在封建社会早期，阅卖尚且是一种奢侈，把阅读作为娱乐则更是达官显贵和家境殷实的文人墨客的专利。封建社会中期以后，阅读娱乐性明显下移，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戏曲小说成为传阅自娱的主要读物，就连女性也加入其中。……明清两代，更不乏将自己的认识和亲身感受记录在著述中的文人。当然，读者的阅读目的至少具有以上一种或兼具其中几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加入了阅读的行列，读书目的分化愈加明显。
——摘编自王余光主编《中国阅读通史》等
材料二 晚清的阅读革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新式媒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类书刊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为了救亡，士大夫阅读的主题逐渐由四书五经转到西学，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革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士大夫阅读与古代相比有何不同，并分析“阅读革命”兴起的背景。
材料 东方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以亚洲和非洲为主要研究对象，在19世纪有了重要发展。1873年，首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巴黎召开，并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在其影响下，德、法、俄等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机构，而英国政府在一战形势危急、财政困顿的1917年，也筹建起耗资不菲的东方研究学院。一战前后，欧洲主要大国的东方学都进入黄金时期。
二战后，东方学的发展出现新变化。1960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尽可能多地邀请“东方”学者参会，又额外申请了10万卢比，用于邀请来自亚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会议快结束时，美国曾申请下一届会议的主办权，由于苏联的干预并未如愿。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由印度承办。1964年，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主题为“人的尊严、人类友好和世界团结”，试图代表“东方”国家发声。1967年，美国如愿在安娜堡举办了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由于官方以及私人机构的强大财力投入，与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该会议使美国的区域研究范式逐渐占领主要学术场域，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东方”研究的学术话语。新范式强调跨学科研究，更加关注目标地区的“当下”问题。
1973年，第29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决定放弃这个备受争议的名字，正式更名为“亚洲和北非人类科学国际大会”。
——摘编自张扬《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东方学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方学出现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在唐代，吏部针对官员的考核，设置了考功司，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唐朝政府阐明了职官管理“能上能下”的原则。
——据《新唐书》
材料二 18世纪80年代，英国国会就针对政府机构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某些改革。但真正有意义的文官制度改革是在19世纪中期，它是在自由主义者极力敦促和主张下进行的。1848年以后，英国政府财政官员届维廉、诺斯科特花了大量时间，对英国文官制度的现状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853年底拟订出《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提出了祛除恩赐制弊端：实行政绩普升制，奖优汰劣，奖勤罚懒等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诺斯科特、届维廉等人希望通过这一制度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政府工作功能。
——摘编自《斯科特一届维廉报告出台原因初探》
(1)根据材一、指出唐朝我国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出台的背景。
材料一 十月革命后，如何在俄国组织和建设社会主义，摆在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列宁对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环境中被迫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却被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途径，这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有着密切关系。1921年，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说明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终结和列宁思想的根本转变，表明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教条的和一成不变的。
——摘编自宋才发《论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嬗变》
材料二 列宁主导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相隔数十载，但其实质都是通过市场经济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两者路径相似而结果殊异。列宁坦率地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无独有偶，中国在“文革”后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两国领导人都在困难中敢于实践，列宁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始于农村，后来迅速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俄共领袖中，多数人并非把新经济政策视为要长期坚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与苏联的情形不同，中国在改革中虽经曲折，但中共几代领导核心坚持改革的方向和决心从不曾动摇过，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赵大兴《同途殊归——苏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败原因比较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苏俄（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同。
材料一 汉唐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期兴盛的原因，学界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一是“陆丝”阻断说；二是技术推动说；三是世界格局变动说。上述看法均有道理，并具有相当史实基础。如果放宽视野，经济因素是晚唐以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物兴的极本动因。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传”的生活习俗以及都落之间的战争有关。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搬与拓展。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元朝，驿站制度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贺往来的主要线路。但随着元朝的覆灭，这条通道走向衰落，这就使生活上高度依赖中原农耕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倍感不适。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的丝绸之路形态的万里茶道应运而生。
——摘编自倪玉平、崔思朋《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等
材料三 2017年5月，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提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冰上生绸之路”的设想，同年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表示，中方致力于与俄方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以此来落实好两国的贸易互联问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两国地区合作、航运开发、北极治理等领域带来契机，也可成为两国蓝色伙伴关系建立的开端。蓝色发展理念的丰富与蓝色活动的开展将推动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不断加强合作，继而推动中俄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摘编自白佳玉、冯蔚蔚《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中俄合作发展探究一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草原丝绸之路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21世纪中俄两国倡导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1928年，英、法、美、德等15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非战公约》，规定“各缔约国以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布，它们斥责为解决国际争端而诉诸战争，并放弃将战争作为彼此关系中的国家政策工具。各缔约国同意，除非通过和平手段，否则不得寻求解决或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性质或起因的一切争端或冲突。”
——摘编自吴于廑等《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二 《非战公约》并未给各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整个20年代各国之间的摩擦不断，法国一直苦于寻求自身的安全保障，首倡非战公约。美国也是非战公约签订的实际主导者，其真实用意则是“体面的孤立”。公约中各缔约国同意放弃将战争作为彼此关系中的国家政策工具。但公约没有规定集体执行该公约义务的办法，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主要大国甚至那些倡导国都对公约做了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和保留。二战的事实也构成了对非战的巨大讽刺。而从二战后纽伦堡审判的整个过程来看，正是由于《非战公约》的事先存在以及战胜国的引用，才使得审判有法可依，有理为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对战犯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国际战争罪犯进行的审判，对国际法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摘编自王立桩《非战公约历史定位的转变》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非战公约》出台的背景。(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非战公约》“并未给各国带来安全”的原因。
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托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春秋末期，礼包括贵族交际中的礼节及贵族婚丧嫁娶等的典礼。当时儒者依靠襄助这些典礼和教授仪文为生，“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及弟子将当时的交往礼仪和各种典礼整理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礼》。他传承古典文化的原则是“述（记述）而不作（修改），信而好古”，但在传承礼的细节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礼用麻，时人用丝，孔子遵从民众习惯，因为当时用丝廉价；又如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而当时臣拜君于堂上，孔子采用古礼。孔子传承礼的指导思想是“忠恕”，“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忠”的意义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六经中，《礼》是孔子常讲和弟子必修的。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中唐以来，韩愈等人打着“复古”的旗帜，掀起了恢复孔孟思想正统地位的古文运动。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即强调“格物致知”。面对从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的现实，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通过对儒学经典研究，从而作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因此，以“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逐渐形成，这既论证了封建纲常的永恒性、合理性，又孕育了一种与之相抗衡的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两宋理学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性，使得传统儒学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等精神，真正融化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摘编自王育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变革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重视礼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结合时代背景，评价孔子对礼的传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两宋理学兴起的背景及其影响。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向长城一线及华北地区不断侵略渗透。全国各阶层纷纷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大敌当前，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考虑调整其对日政策，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开始进行秘密接触。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好转。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等《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二 1937—1945年湖南、湖北征发壮丁（包括女兵与民夫）人数统计表（单位：人）
| 1937年 | 1938年 | 1939年 | 1940年 | 1941年 | 1942年 | 1943年 | 1944年 | 1945年 | |
| 湖南 | 190505 | 220745 | 213296 | 216780 | 169623 | 208836 | 184421 | 101756 | 54210 |
| 湖北 | 75805 | 95043 | 98279 | 64280 | 67075 | 88307 | 86942 | 72796 | 42668 |
——摘编自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共关系迅速好转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说明1937—1945年湖南和湖北征丁人数变化的共同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秦末战乱，刘邦初入关中，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西汉建立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拾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当孝惠、吕后时，“萧、曹为相，镇以无为，刑罚以稀”。汉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疑案由民众议决；汉景帝怜悯受笞刑者非死即残，诏令减轻笞刑。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之流的酷吏，连造新法，规定：司法官员如果犯下执法苛刻的罪责，则从宽处置；司法官员如果对罪犯开释不疑，则视为故纵而诛之。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摘编自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三，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十八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初级律师约翰库克被任命为副总检察长，肩负起主导起诉的重任。在标题为“关于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的公诉词”的公诉书中，库克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控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于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命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前期法制思想的演变，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审判查理一世的背景，指出该公诉书在思想史和法制史上的重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