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量及进口地点   

注：1担100斤，1斤≈1.1磅

——摘编自谢瑞育《1834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研究》

材料二   印度、锡兰以及日本的茶叶生产较中国来说起步晚，有的甚至从中国引种而成。但在19世纪末期迅速发展，形成后来居上的局面。这些国家由政府引导，并派专业人士到达茶区进行深度考察，并结合自己国家的土地状况进行栽培。他们采用集约式经营，以公司制为主，茶园集约，技术集约，管理体制集约，避免了资源浪费，节约了成本。随着印度、锡兰、日本的茶叶栽培不断的发展壮大，印度红茶迅速占领英国市场，相比中国茶叶成本高质量不稳定的特点，茶贩们更愿意在印度茶叶中加入中国茶叶，这样既可以减少成本而且味觉上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促使英国人民接受这一新茶种。

——摘编自姜琳琳《中国近代茶叶贸易衰败对茶叶生产现代化的启示》

材料 宋元时期，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20余万斤。除上贡朝廷外，还有大量销售。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鸦片战争后，福建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迅猛发展。1853年，朝廷准许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洋行买办内地收购茶叶制度的实行，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对接起来。1858年，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极大降低了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摘编自刘锡涛《试探福建茶叶生产及近代茶叶外贸鼎盛的原因》

材料   唐代后期，一批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安史之乱以后，内外战争不断，政府开支大增。鉴于“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朝廷以户部侍郎刘晏为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刘晏主持理财工作近20年，不额外征发丁男，不过分劳扰郡县，借助商人活动和市场作用，革除国家财政工作的积弊，效果显著。盐铁使第五琦负责理财时，因“国用未足”而铸钱，并创立盐法，取得“人不加赋，所入仍旧”的成效。及杨炎当政，视财赋为国家的根本、民生的关键，遂推行两税法，在“赋不加敛”的前提下，保证了财政收入，稳定了政治局面，巩固了政权基础。这一系列举措为后世所借鉴，影响深远。此后直至晚清，唐代理财型官员仍常为后人所称道。

——摘编自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

材料一

——据毛泽东《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整理

材料二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新型社区的大量出现，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要求日益紧迫。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主动推动城市民主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务无人负责的现象。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应运而生，解决了新时期农村基层管理和基层民主建设的组织建构问题。党和国家积极顺应形势发展，不断推进和深化基层群众自治。

——摘编自彭海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人民民主实质》

材料一1956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先后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为单一民族，使我国历史上长期受歧视、受压迫，不被承认或不敢承认自己的广大少数民族明确了族属，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民主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彻底废除了民族地区的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道路。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少数民族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干部的需求，国家还贯彻执行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同时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予以尊重，在语言文字上根据“自愿自择”和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繁荣的原则，有效地化解了民族问题中这些因素的敏感性，促进了民族团结。

——摘编自罗树杰、徐杰舜：《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的思考》

材料二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汉族发达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在急剧扩大并将持续扩大，加上少数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保护使得汉族同胞显失公平，双方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认同感都在弱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各少数民族同样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享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促进本民族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上中心模式论和单边主义倾向的影响。但是，无论它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根本目的都是要推销其自我文化发展模式，消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虽然民族多样性的现状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频繁紧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

——摘编自徐静《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变迁研究》

材料一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中英武器得巨大差距，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率先吹响了学习西方的号角。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也认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1871年春，李鸿章向美国公使提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美国公使欣然答应。于是，清政府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选送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就是近代中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81年7月清政府最终决定将赴美留学幼童全部撤回，8月，留学幼童被迫中断学业，94人（26人未归）分三批回国。94名留学生回国后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在铁路部门工作的16人，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人，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海军者20人，海军将领14人；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电报工作者17人，其中3人任过电信局长；从事商业者7人；从医者3人。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认为这些幼童成绩极佳、道德高尚。正是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留学教育也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

——摘编自王平《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在雅典，穷人和平民普遍比富人和贵族享有更多的权利是公正的，因为正是这些配备在战舰上的平民，才使得城邦获取了力量；舵手、桡手长、下层桡手长、嘹望者和造船匠——这些人，比之重装步兵和显贵阶层，给城邦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平民大众中则尽是些无知之人，他们不守规矩、不讲道德；贫困致使他们做一些可耻之事，缺钱致使一些人未能接受教育，处于无知状态”

“在训练戏剧合唱队、管理竞技比赛和配备三列桨战舰的过程中，……富人担任舰船指挥官，或者主持竞技比赛，而平民通过在舰上服役或参与竞技而受益。至少在平民看来，自己理应从唱歌、竞赛、跳舞以及海上服役中获得薪酬。……同样，在法庭上，他们所关心的是一己之利，而不是伸张正义。”

“有人感到不解的是雅典人处处给予穷人和平民比贵族以更多的关照，这一点也不足为怪，它恰恰是他们保持民主制的要旨所在。”

——摘编自伪色诺芬《雅典政制》

材料二   《雅典政制》一文的原作者已难以稽考，其自古即被归于色诺芬（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约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年）名下。但19世纪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认为其不是色诺芬所作，故后世称其作者为“伪色诺芬”。学界大体都认为其成文于公元前5世纪40至20年代，流传于民间（很可能出自于一些贵族人士之手）。

——摘编自徐松岩、赵青青《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材料：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适当提高轻纺工业的投资比重。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确定，适当增加轻纺工业所需贷款和原材料的进口。为响应国家政策调整，迎接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于1979年9月在北京开幕。从9月15日至10月15日正式展销的一个月里，参观人数累计达到80万人次。在展销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视察指导，各国驻华使馆和外宾等来展销会参观。这次展览会突破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工业部门尝试自销。展览厅设在农展馆的综合馆内，展出的“四新”(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新包装装潢)产品，包括28大类，4000多个品种；销售的产品有3000多个品种。其中新产品就有49种，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常州市产的金狮牌自行车，既适合城市用，也适合农村用。“四新”产品中，虽然有一部分是高档的新兴家用电器，但大多数比较经济、实惠，价廉物美，适应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在展销会上，南京“钟山牌”九钻手表售价30元，很受欢迎。北京市一位小学教师说：“‘钟山牌’手表正合适，无论如何要买一只。”

——摘编自杨兴山《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展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