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3世纪，欧洲“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存在，此时，国家主权的概念尚未出现，但民族国家已在孕育和形成之中。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标志则是专制王权的建立。从现代化的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而最先从西欧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在其他地区传播开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形成的巨大推动力从根本上唤醒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从而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成。
——摘编自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
材料二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殖民地独立后的人员“返流”，为战后重建招收“客工”，接收各类难民和欧洲共同体内人员自由流动等原因，欧洲各国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欧洲原本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出现了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治理形态上的变化在欧洲国家也体现得非常充分。欧盟已经建成统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成员国使用统一货币；通过《申根协定》取消国境限制；在政治、外交、财政、社会等领域中，欧盟国家的合作也日益紧密。这样，原来属于民族国家控制的主权事务，很多都要在欧盟层面上进行合作与协调。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关税、倾销等政策致使我国农产品价格暴跌，在农民极度贫困和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不当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农业大萧条和农村危机。在近代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强权压制下，我国农村充斥着异国资本活动。外商不仅控制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而且设立了压抑农民自由、造成当时民不聊生的农村高利贷。 虽然以上侵略举动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它却是建立在践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恶劣行径之上的。 当时，国内出口贸易大量减少，而进口货物的销售量也因百姓购买能力降低而减少。
——摘编自沈泽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产生和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二中央苏区将发展农业作为主要任务来抓。 苏区政府先后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开荒规则与动员办法》，实行奖励政策，对工农群众开发的荒田荒地免征3年土地税，富农拥有开发的荒田荒地的使用权并可免征1年土地税。据统计，1933年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消灭荒地21万担(一担田等于四亩)。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每年都发布春耕计划，强调兴修水利。 苏区政府还号召组建帮工组、耕田队以及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缓解了劳动力、耕畜不足的问题。 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多种早谷、少种糯米，并发布消灭“禾虫”的指导办法，利用石灰等简便易得的材料，积极推广病虫害防治经验。 苏区还不断改善种植技术，适当增加杂粮种植，以作青黄不接时的主粮补充。据统计，1933年赣南、闽西等苏区农业生产同比增加了15%，闽浙赣边区增加了20%，远超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域。
——摘编自邓强、段刘娇《中央苏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国统区的农村状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农业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央苏区政府农村治理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材料三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要求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先秦时期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的原因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型国家”的内涵，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民众认同新型国家的原因。
(3)结合所学，指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治理中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措施。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财政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财政治理的变迁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 莫奈（1840—1926），法国杰出画家，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印象派之父”。1872年，莫奈开始创作《日出·印象》，画中采用直接戳点的笔触描绘出薄雾中不清晰的背景，非准确的描画使几只小船依稀可见。当时很多画家对这幅画持反面意见，但莫奈这种创新的绘画风格因此声名远播。莫奈终其一生都执着于追求光与色带来的瞬间印象，用画笔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通过不断的努力，他带领一群艺术家，打破了以往保守的思想学术，将视角转移到更具冲击力的纯粹的视觉感受上，采用了与以前不同的创作技巧、观念和程序，淡化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更加突出地表现光与色的画面效果，极大地冲击了19世纪后期占据西方画坛官方艺术的主导地位，揭开了绘画史的新篇章。后来的一些画派，如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
——摘编自孙逸淳《莫奈的光与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莫奈艺术创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莫奈艺术创作获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保守主义，他以进化论为核心，倡言以自由平等的公民伦理为“新民德”的典范。严复对西方文化最简明的概括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是现代公民伦理的核心价值。关于亚欧公民伦理之对举，严复强调，三百年来，欧洲之兴盛与亚洲之衰微，原因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族群的进化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体的力量，国家由公民积聚而成，公民强则国家强。而公民的强大，源于其个体之体力、知识和道德的发达。因而，中国的富强之道，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即：德育尚公，体育尚武，智育尚实。
——摘编自高力克《自由演化与传统：严复的伦理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公民伦理观的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严复公民伦理观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咸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阔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锡钱和“铸大钱”。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割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溃。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钱荒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背景，并加以评析。
材料一 从唐末到北宋初五十多年时间里，教育逐渐衰退。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宋初荫补之制度充斥朝野。只要一族有显赫之人，即可显耀整个家族。从文献记载看，仁宗以前，州县兴学寥寥无几，到庆历时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多层次官学系统。庆历改革主要是变原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熙丰改革时规定，诗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在太学内采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打破了科举对选士的垄断。著名的《春秋》大师孙复就是范仲淹一手栽培，同时又作为兴学时的名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大思想家张载、石介也是在兴学之下成长起来的。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取士之准绳。三次兴学为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革，但结果并无多大逊色。
——摘编自金仁经《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材料二 1912年1月5日，学贯中西、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对教育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培养少数官吏的教育改为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的国民教育。为实施国民教育，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同时加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国文、算数、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目。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教育宗旨，同时强调五育不可偏废。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癸丑学制明确宣布教育为男女共享的权利与义务，女学不别立系统，与男子同。但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很多仅停留在形式上。
——摘编自张延华《蔡元培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兴起的背景，并说明其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民国初年蔡元培兴学教育改革的内容。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北宋兴学与蔡元培教育改革成效有限的共同原因。
材料一 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
——刘宗英《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分析》
材料二 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孙中山1924年《国家建设·民族主义》
材料三 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指出传统的家国观念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孙中山认为国人的“国家观念”有什么不足？结合所学，孙中山是如何阐述民族主义的。
(3)根据材料三分析抗战中新型国家观念得到认同的原因，并理解指出新型国家观念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