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持续了诸秦王的工作。 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 “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 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海徙山移”的历史巨变，士人们开始对传统帝制时代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其中唐甄(1630—1704)以平等思想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一位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平等问题的思想家。 唐甄从人的自然生理角度论述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生存和发展是人天然的权利。 他又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 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 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批判社会贫富悬殊。在家庭伦理领域，唐甄提出“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 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主张夫妇之间应该“敬且和”。

——摘编自梁靖《唐甄的平等思想及其特色》

材料三：1921 年，人民出版社曾出版15 种“马克思全书”、14 种“列宁全书”等共计59 种书籍，旨在“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除译介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来宣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他们对建立更大范围的“联合”抱以期待。 为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实践中围绕“劳动”等具体观念，推动建立民众与知识阶层团结一致的阵线。 1919年5月至1920年5月期间，国内各种报纸上登载俄国革命相关的译介文章约在110篇以上，其中态度客观及报以同情的文章达95篇之多。 以《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为例，虽大多为译作，但内容涉及劳工联合、农业制度、经济政策、教育、妇女解放，文学文艺等众多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摘编自蒋含平、汪娜娜《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材料一   自15世纪末以来，英国人口有了较快增长，旧有的耕作制度已不能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地理大发现后随着羊毛价格上涨和养羊业的刺激以及工业增长和城市发展对农产品需求的扩大，圈地运动迅速兴起，这是一场消灭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农业革命。1560年以后，农业革命在英国悄然兴起。当时，英国西部已经实行了早期形式的轮作制。英格兰人逐步把可轮换式农业、三圃制、革命性作物、畜牧业和可耕地结合起来，发明了诺福克四茬轮作制。17世纪，马铃薯的广泛种植，提高了英国人的抗饥荒能力。18世纪起，议会简化了圈地程序，涌现出许多拥有大地产的地主，人们常常把低质量的农场改造为精耕细作型的可耕地。到了18世纪，土地私有产权完全确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可以自主决定生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议会获得畅通无限的立法权，议会不断颁布新法令，加速了圈地运动的发展。这样，英国新贵族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到18世纪上半期，采用雇佣劳动的农场经营方式在英国农村中逐步居于统治地位……

——整理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材料二   当代中国积极重视粮食储备。按照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我们的储备规模在1.5亿吨～2亿吨。中国的储备主要分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2000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组建成立，中央储备粮的垂直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并得到良好运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坚持不以牺牲耕地搞开发，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按照市场需求，把粮食的生产、转化、加工、流通、消费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系列开发和整体建设。国家农业科研的投入比重不断提高，加快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等重大工程顺利实施。健全完善中央储备粮与地方储备粮之间的补充机制，统一协调省、市、县三级储备的吞吐，确保各地国储库和中央储备粮规模的稳定。

——整理自刘星《东北地区粮食储备安全研究》

材料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一：“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力。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法体系不断经历着艰难嬗变和逐步发展，逐渐形成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从传统的国家领土逐步扩展到外层空间、海床洋底、南北极地甚至网络空间等，新涌现出诸如国际行政法、国际旅游法、核法和极地法等数十个新分支(部门法)。《联合国宪章》等确定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得到普遍接受。现代国际法越来越多地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共通价值，日益成为维护人类普遍价值和利益的法律秩序。

——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等

材料一今天， 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发现古代伊斯兰帝国与现代的联系:文化贡献、 数学和科学发明等。这些持久的贡献是穆斯林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借来的，并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迹。阿拉伯语不仅变成了从波斯到比利牛斯山的主要日常用语，而且代替了波斯语、希腊语等帝国境内多种语言，成为主要的文化工具，是有力的文化融合剂。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先知的产物，它不仅要求人们顺从新的信仰，而且要求人们顺从新的社会一实际上就是顺从麦地那政府和先知以及后来的帝国。8世纪初,穆斯林从中国工匠那里学到了造纸术，纸张日渐普及，不久所有大城市都建立了学校和图书馆。

——摘编自[美]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

材料二中古中 后期西欧大事年表(部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边疆治理情况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长期的政治统治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形成并实施了恩威并用、和亲、羁縻、土司统治等民族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了国内的民族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使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两种政策的反复比较和权衡中，逐渐倾向于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个别地区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取得的成效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民族长期相互杂居，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