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初期，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儒家学说的创造者孔子很重视修身，他把修身视为立足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主观条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的作用。“执中”的原则本是古代治国安民的方针，孔子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并把它从治国方略引向了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民心向背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宁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和思想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法，不少思想家把法视为治国安邦的良策。

—摘编自谢兵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两宋时期，政治危机严重，但程朱学派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宋朝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远远超过盛唐，但社会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国内贪污腐败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外患也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学者为挽回世道人心，重塑伦理道德，积极构建理学大厦。和谐既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和谐方面，提倡“自爱其身”,朱熹认为“自爱”既是天性，又是天德。在家庭和谐方面，程朱学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思想，特别将“治家”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在社会和谐方面，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公意识”。程朱学派还提出了“知其性”与“尽其心”的重要修养方法，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摘编自谢英《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材料一   自秦代开始，封建王朝就着手建立强大且权威的监察机关，以作为自上而下控制臣属的工具。监察系统脱离行政系统，始于魏晋之时，此后历代承袭未改。直至明清，构筑形成了纵横交错、体制严密的监察网络。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得监察官员在行使监察职权的过程中，不仅具备极高的权威性，同时也优化了监察体制的行政效能。古代监察法律赋予了监察系统广泛的权力，从立法、司法、行政到财政、人事任免、军事防务以及思想教育领域，几近无所不包。御史谏官就可以法律为参照系，对各个领域的官僚群体进行排查梳理。作为”察举非法，纠黜昏庸，的治官之官，其选用条件除了忠诚皇帝以外，还应廉洁奉公、无阿私者，具备良好的法律储备和文化素养，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较强的工作能力。而对于勤恳奉公、举百司紊失的官员，朝廷会极力褒奖：对于玩忽职守、徇私作弊的监察人员，处罚也要重于一般官员。

——摘编自张仲旺阮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现代意义》

材料二   伴随着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现，相应的官员监察机制也应运而生。公民大会、陪审法庭、议事会分别负有监督职责。公职官员在任职之前，要对其政治观点、道德高尚程度、年龄等进行审查，若不通过，则不可任职。任满后的公职人员也要接受专业人员对其执政期间的账目进行审查。公职人员并非终身制且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连任的。此外，从第一部成文法—德古拉立法，到梭伦建立民主政治开端的宪法，再到古典时代伯里克利颁布的各种法令等，雅典逐渐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大量法令构成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雅典官员监督的重要基石，还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石天炜《简析雅典古典时期官员的监督机制》

材料一   《尚书》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易》提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称：“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先秦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经史子集各门学问，多为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国家安全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基本追求。历代统治者多遵守“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尚武而不黩武”的理念，坚持“守内制外”，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太宗更是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摘编自刘江永《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

材料二   清末，清廷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现蒙古、西藏、新疆同中原地区一起被纳入国家安全的施政范围内。清末有识之士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要“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并且对危机下的国家安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尝谓中国自南北统一之后，中国之火患，不在内讧，而在外侮。故中国之守备，不在腹地，而在边疆”。于是以洋务派为代表的近代海军建设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