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毕异，北宋布衣，因写得一手好字，被杭州“播文堂”雕版作坊的大商贾皮子龙所赏识，聘请为作坊的写字先生，当上了书肆刻工。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称为“刻版印刷术”。毕舁在印刷实践中，深知雕版印刷的艰难，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实践经验，于宋庆历年间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技术。活字印刷术具有一字多用、重复使用、印刷多且快、省时省力、节约材料等优点，比雕版印刷术有了质的飞跃。

——据沈括《梦溪笔谈》等整理

材料一   如果上帝是造物主，那么达·芬奇对宗教的理解远离教条，比如说，他没有在那些圣徒的头上画上光环。他将基督最后晚餐中的信徒们画得如同世俗之人，他们的形象都是观察路人总结出来的，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

材料二   达·芬奇在笔记中写道：“人类的互相残杀将永不停息，人性的残忍不会有一点点减少，人类的暴力将毁灭地球上大片森林。哪怕在得到满足后，人类也不会停止由欲望引发的杀戮、灾难和流亡，人类的巨大骄傲让他们膨胀上天，地上地下乃至水中都将不再有任何可以捕杀和摧毁的东西了。他们将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们的身体将变成坟墓和所有被他们杀害的生灵的通道。”

——以上材料均摘自热拉尔德·斯特尔《达·芬奇的挑战》

材料   章士钊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调和论者。从1914至1917年，在自己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他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号召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精诚团结合作，诚心实意地遵守西方立宪政治的游戏规则，携手共建国家。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袁伟时《从章士钊看20世纪中国思潮》

材料   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伦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机构一一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郭嵩焘成为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他用好奇的目光观察着陌生的异城。最令郭嵩焘惊讶的莫过于宫廷舞会。6月22日，中国使节首次应邀来到白金汉宫，他们看到上千男女，穿着盛装礼服，从皇太子、王妃到高级官员及贵妇，在音乐中翩翩起舞。这种场景，让自东方而来，从小受到“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教育的客人看得瞠目结舌。郭嵩感慨道：“相与跳跃而不为非。使中国有此，昏乱何如矣！”……到了1878年，郭嵩焘在伦敦的朋友越来越多，各种社交应酬的邀请纷至沓来。这年5月15日到7月22日六十九天之中，他所参加的社交活动，包括五十七场茶会，六场音乐会，十ニ场舞会，一场名犬秀，一场园艺会，一场烟火晚会，一场谈话会…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使得郭嵩焘萌动了举办答谢茶会的心思。为了准备茶会，中国使馆上下都动员起来，经费完全由郭嵩焘自掏腰包。1878年6月19日（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清政府驻英使馆成功举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茶会。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见来宾，…犹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供在之公众场合之事。”

——摘编自姜鸣《社交季的新客人——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

材料  “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大教学论》的这一副标题集中体现了夸美纽斯（1592～1670）对泛智教育的阐释。在他看来，所有人，无论他们处于何种地位、何种文化状况，不管是男是女，不管信仰何种宗教，都是可以教育的;所有人，无论智力高低，能力强弱，“受教育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还列举了大量事实来驳斥“天性愚笨者不能受教育”的错误思想，并断言“人的智力生来虽有差异，但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智力低到不能受教育的人”。由此，夸美纽斯提出了“人人均应受教育”“人人均须学习一切”的口号。教育要遵循儿童自然发展的天性，“自始至终要按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的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导”。夸美纽斯指出:“有些人是伶俐的，有些人是迟钝的;有些人是温柔和顺从的，有些人是强硬不屈的;有些人渴于求取知识，有些人较爱获得机械技巧。”教育对他们应当区别对待。因此，他要求学校教育“适合学生的年龄，凡是超出了他们理解的东西就不要给他们学习”。

——摘编自杨光富《重温夸美纽斯：近代教育学的奠基人》

材料 冈国朝太郎（1872-1936年）是日本现代法学家，是大陆法系的倡导者。1906年受聘于清政府参与“法理派”代表沈家本主持的《大清新刑律》修订工作。法律修订期间，张之洞等“礼教派”主张把“无夫奸”、“故杀子孙”等罪写入新刑律。冈田朝太郎曾就此进行逐一反驳。他说:“夫寻子常和奸行为，不过违反道德已耳。其害未及于社会也。”对于“故杀子孙”罪（原文为:“故杀子孙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若违反教令，依法决罚，通致死者不为罪。”），他说曰:““故”字若释为“故意杀死”，则对总则相关条文形成文。”二曰:““依法处罚”意义不明。因为处罚专属于国家主权，虽尊亲属对子孙，亦不能有此种权力。”三曰:““近致死”字样，不是以明故意与非故意之分。”……两派经过长期斗争，该法律于1910年12月颁布。

——摘编自何勤华《二十世纪百位法律家》等

材料 宋仁宗赵祯当政期间，文人政治发展到其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许多文人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完成，台谏制度、考试制度得到改革与完善，“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树立，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张方平、包拯等一大批名臣成为这一世代舞台上的主角，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也在仁宗朝崭露头角。在庆历士风的砥砺澡雪下，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得以形成，使庆历之政在整个古代专制政治史中，显得别看生面。仁宗四十二年的统治生涯，虽因积弱之军事，在与西夏的交锋中屡遭败绩，和辽国的外交也从没得到什么便宜，但朝无巨奸，亦无重大冤案，朝野上下多见忠义之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欣欣向荣。我们很少看到他滥用自己的君权，而是对文人臣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仁宗何以被称为“仁”？范祖禹写道：“………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仁宗帝德。周正夫也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

——摘编自李强《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宋仁宗》

材料一   1821年，当俄国诗人普希金得知拿破仑去世后，写下了一首长诗《拿破仑》：

……

赞扬吧！他给俄罗斯的人民，指出了崇高的命运；

在幽暗的流放里，他死了，却把永远的自由遗给世人。

——摘编自李宏图、郑春生、何品《拿破仑帝国·前言》

材料二   无论是1802年的《亚眠条约》，还是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都基本承认了法国业已夺取的领土和享有的优势。但拿破仑欲壑难填，他不仅要牢牢地占有“自然疆界”，还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不满足于做法国的第一执政，而要做与中世纪查理大帝相媲美的“皇帝”。……他不断打击和削弱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受法国控制的莱茵联盟。他不断收紧“大陆政策”的绳索，不仅激起了伊比利亚半岛人民的起义，也使得沙皇亚历山大与之分道扬镳。……当他在俄罗斯铩羽而归、帝国已分崩离析之际，他仍拒绝梅特涅的条件。所有这一切，不仅将更多的国家推向了法国的对立面，也最终加速了拿破仑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唐晋《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