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故夏、殷（商）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摘编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唐代立国规模宏阔，其疆土，经济、文物，较之秦汉，似乎尚有过之而不及。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但唐代的政府组织之详备严密，实为汉代所未有，此后宋、元、明、清四代，都尊奉为行政圭臬。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在唐代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唐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故在唐代有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文化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相比商代有哪些重大变革。(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分别评价其影响。
材料一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传说源源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皆言黄帝”。
孔子曰：“黄帝者……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礼服）。治民以顺天地之纪……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
——《大戴礼记•五帝德》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使百姓保持质朴本真之心），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庄子•大宗师篇》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制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刑罚），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商君书•画策》
(1)阅读材料一，比较诸子笔下黄帝形象的异同，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说明异同产生的原因。材料二 汉武帝初年，汾阴巫锦掘地获一古鼎，群臣以“太帝兴神鼎一”、“黄帝作宝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相贺。公孙卿认定武帝所获之鼎即黄帝之鼎，视该鼎为天子“受命而帝”的天降祥瑞。武帝遂供鼎于帝廷。元封元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太初元年，汉武帝采纳臣僚建议，认为黄帝主土德，位居中央，“五行莫贵于土”，“五行莫贵于黄”，定汉以“土德”受命，“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
——摘编自邓乐群《秦汉时期炎黄崇拜的神人转换》、张茂泽《黄帝与黄帝祭祀》等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汉武帝推崇黄帝的目的。材料 从宋朝建立到仁宗时，全国兵额增加七八倍……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应募者要么是游手无籍之徒，要么是负罪亡命之辈。而且朝廷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虽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厢军精锐到禁军报到），即不自持被（被褥）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搬运）而扉人（雇人）荷之。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1)根据材料，概括宋初兵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初兵制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西方谚语家喻户晓。罗马在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过程中，军队到达哪里，道路就修到哪里。罗马帝国建立以前，罗马的道路绝大部分是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它保证了罗马军团的行军、命令的迅速传达以及粮草供应。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其境内的道路网可以到达统治的所有地区。罗马从共和国末年到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没有道路系统的保障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运输方便，道路一般采用直线铺设，道路的宽窄有严格规定，道路坚固耐用。每条道路上的设施完善，罗马统治者建立了完善的信息传递系统一一驿站，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立一个里程碑，碑文记载着道路名称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摘编自王允《浅析罗马道路建设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二 秦王朝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直道”，是由名将蒙恬指挥修筑的，全长1400余里。此外，在南方还修了到两广和西南的“新道”。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秦朝驰道修筑得非常坚固，路平道宽，沿路驿站、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秦朝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就意味着车上的主要零部件都有统一标准，更换迅速方便，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
——摘编自《秦朝驿站的建立》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道路与秦朝道路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罗马道路与秦朝道路修建的共同作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古代历史上修筑国家道路所应具备的条件。
材料一 古代高昌地处吐鲁番盆地，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高昌的东南面，大部分是汉族居住的农业区；其西北面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贞观十四年八月，唐朝平定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州内设置了三郡、五县、二十二城，辖地户约八千、人口约三万七千。唐朝还在该地区采取了修建水利、设置官市、管理交通等一系列措施。到天宝年间，西州地区居民增至一万九千多户，人口增加至约四万九千，货物四至，客商云集。
——据《旧唐书·西戎传》等整理
材料二 近年，吐鲁番出土了大量从东晋到元代的古代文书，引起了学者注意。其中一份为民众自报的户籍文书，记载了某家庭的成员、授田等情况，文书后署“贞观十四年九月”。另一份是卜天寿所写的文本残卷，该文书大部分是其抄写的汉代经学大家郑玄注释的《论语》，卷后还附有绝句六首，另抄有《千字文》开头五句。抄本中有题记“（唐）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抄）” “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
——摘编自马克章《西域汉语通行史》等
(1)利用材料一和材料二进行互证得出结论，并说明理由。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在高昌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历史意义。
材料 “大一统”理念贯穿于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全过程，经过历朝历代的总结和实践，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先秦时期的“大一统”强调统治权的至高无上，还表现为强调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空间上看，“大一统”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张中央对地方（包括四夷之地）的绝对权威，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太平世”。总体而言，“大一统”理念从秦朝、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经历了“实践”“成熟”“发展”“鼎盛”四个主要阶段的演进过程。
——根据李龙、刘玄龙《“大一统”理念的法学解读和时代底蕴》
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关于“大一统”理念的演进历程进行论证。（要求：从材料中任选一个历史时期进行论证，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年班朝觐和联姻等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晚清政府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措施与特点。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边疆治理理念发生变化的原因，并简述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引自《韩非子》
材料二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说……必须“礼崩乐坏”，然后才有“天下定于一”……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关注“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志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
——选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例举若干战国法家代表人物，简要指出法家学派在汉代以来的命运。（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礼崩乐坏”对周朝的直接影响，分析说明“郡县”和“封建”之间的“重大区别”以及郡县制建立的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