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建立之后，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经济体系与制度。唐律中，对于基层组织负责户籍与人口控制的规定非常明确，若发生脱漏户口之类的事情，里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均田制下的农民若在户口申报、农桑生产和完纳赋役等方面存在非法或违规的行为，首先要由乡村基层组织进行检察、核实、上报有司并加以纠正。此外，《唐律疏议》中可以见到较多关于里正负责催驱赋役的条款。如“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则要处理各级责任人，包括里正在内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也难逃其咎。唐代法律还规定了乡村里正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确保土地还授能够正常进行，对生产过程予以强制干预。

——摘编自萧正洪《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西南地区土司的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一般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大体上与“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相符。弥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街暑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司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它使得当地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土司制的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来增强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但土司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

——摘编自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清前期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现象。康熙三年（1664年），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舟行竟日”，感叹四川“寂无人声”“寥寥子遗，俨同空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议准了两个条例，一是“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二是"川省荒地甚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期间，如大竹县，"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语"；乐至县，"豫章、楚、闽、粤、黔杂处，或多行其故，俗不能尽同"；"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四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有熟田11883顷50亩，征税银27094两。至雍正二年（1724年）田额为214456顷16亩，税银为225535两。

——摘编自陈典《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

材料二   到1940年，内迁工厂有449个，技术工人约1.2万人，其分布如表所示。

——摘编自【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材料一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上奏（1864年）

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材料二   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光绪诏令（1898年6月-7月）

朝廷……饬令各督抚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清政府诏书（1905年9月2日）

材料三   在这个制度（科举制）之下，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乱或腐化的选举……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

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于（尚书）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后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

——《新唐书·选举志》

材料一   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故夏、殷（商）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摘编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唐代立国规模宏阔，其疆土，经济、文物，较之秦汉，似乎尚有过之而不及。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但唐代的政府组织之详备严密，实为汉代所未有，此后宋、元、明、清四代，都尊奉为行政圭臬。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在唐代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唐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故在唐代有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文化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   从宋朝建立到仁宗时，全国兵额增加七八倍……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应募者要么是游手无籍之徒，要么是负罪亡命之辈。而且朝廷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虽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厢军精锐到禁军报到），即不自持被（被褥）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搬运）而扉人（雇人）荷之。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