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从一级公士至十七级大良造可以逐级晋升。但到汉代的军功爵制中，分化为官爵和民爵两大等级，一级爵公士至八级爵公乘，称为“民爵”，这是庶民和小吏的爵位，规定赐民爵超过八级爵者，必须把超过的爵位转给兄弟子侄。商鞅之制，小夫（十八级爵制的最低级）死后墓上可以栽一棵树，至大夫就可以载六棵树，这是对低级爵位获得者的一种荣誉待遇，但在汉代爵制中，这种荣誉待遇也被取消了。

——根据朱绍侯《军功爵制探源》

材料二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汉代是我国巡视监察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性和高效性，通过制定《九章律》《巡察六条》《监御史九条》《惩举荐非其人令》等法律明确监察人员的职责。汉代设立御史台负责监督地方，设置刺史负责巡视郡级工作，“小事立断，大事奏裁”，举劾贪赃枉法的官吏，不受地方制约。在京畿设置司隶校尉，“监察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作为“治官之官”的监察人员，其人选最终决定权则在皇帝手中。武帝时期，改刺史作为中央派出之监察官，规定刺史每年八月开始巡视，到年末结束，每年至少保证四个月时间对郡县吏治、治安、刑狱等进行巡视，在保障官僚体系有效运转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陈兵《论汉代巡视监察制度及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监司出巡制度是强化中央对地方有效管理的重要一环，宋太宗时期，监司出巡从特殊时期出巡和不定期出巡逐渐走向每年定期出巡按察州县，规定“监司官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察所辖地区一遍”“诸监司每岁分上下半年巡按州县”，若“不遍者，杖一百，遍而不申，减二等”。庆历八年（1048年），朝廷规定京朝官必须有直接管理过州县的经历或者有其他亲民的经历才能担任监司之职，绍兴元年（1131年）直接规定没有此类经历的官员不能承担监司出巡任务。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作为监司机关，其监司官员品级仅为五品或六品，在对监司权力做出种种限制的同时，中央还有专门机构如尚书省对监司官员进行监察、考核和记档。

——摘编自薛存心《宋代监司出巡制度内涵解析》

材料   费孝通先生在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变迁的脉络后，又界定了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进而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其内容主要为：首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中华民族是在漫漫历史长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包括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统一体，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我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频繁的民族迁徙、屯田、移民、战争、通婚以及地理条件的差异、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等多种因素，形成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洽的民族关系。其次，承认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渊源，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民族特征，显示出多元性质。在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各民族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整理自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 “Tanner 演讲”上的讲话

材料   法国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精英循环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的冲突和动荡是由于经营循环路线不畅所引起的，因而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精英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中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社会才能稳定；而要保证这一点，只有通过精英循环即非执政阶层中精英人物不断上升为执政精英，执政阶层中的庸才不断下降到非执政阶层。

——摘编自郑从全《从精英循环的角度看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

材料一   （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君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恰，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材料二   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办事之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充同知，永为定制。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仍旧。

——《元史。世祖纪三》

材料三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材料二   唐朝柳宗元《封建论》说：“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明末清初顾炎武《郡县论》也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材料一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积累，西汉中期既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深刻危机。为此，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在丞相府中设丞相司直，是特设于最高行政长官机构中的专职监察官，有权监察包括三公在内的中央各级官僚；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置刺史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公元前89年，汉武帝设司隶校尉，监察除三公之外的中央、京师及京师附近的百官，且监察对象“无尊卑”；另外还设置督邮，完善郡对县的监察。汉代的巡视监察还有皇帝或者皇帝委派的特使不定期对地方巡视监察、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的不定期巡视监察、郡太守对属县的定期巡视监察、县令长对辖境的巡视监察等。

——摘编自卜宪群《汉代监察体制的完善及其意义》

材料二   《宋史）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论。宋朝形成了一套以台谏为核心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监察网络。宋的行政监督立法也不断扩大，如《庆元条法事类》《监司互察法》等，集中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处置办法及权力范围。在北宋中前期，监察官员由皇帝亲选，这一制度是监察官员保持独立性的关键。而且皇帝大都注意维护监察官的尊严，台谏官也基本勇于任事、敢于纠弹，对各级官吏都无所不纠。尽管监察官员对宰执大臣进行纠弹，往往会：引起后者的反感，甚至反击，但北宋中前期的大多数宰执大臣却大都能尊重监察体制，表现出贤相风范。宋朝未出现如汉、唐，明朝那样严重的太监干政、外戚专权等种种弊政，与宋朝监察体制的有效运行有关。

——摘编自吕志兴、赵涛《宋朝监察体制有效运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