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代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下，讽谕诗便被唐代诗人应用得“前无古人”，因而也具有了明显的“谏言”性质。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在于他们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不仅在于文人们基于职司、言责谈得失、明体用，而且在于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据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材料二 唐代谏议渠道是比较丰富的，面谏、廷议、章奏、封驳、诗谏都成为实现谏诤目的的手段，特别是投匦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时期的谏议制.度……所谓“匦”，类似于今天的检举箱，而投匦制度也类似于今天的信访制度和举报制度。武则天这四匦分别由谏议大夫、补阙、拾遗负责，称为“知匦使”。匦函设置后，为防止投状内容琐细、伪滥及匿名诬告等现象，唐政府逐渐制定了检验副本制度。即规定投匦者应.先出具副本由知匦使检验，发现伪诈或事涉繁琐，可以不予受理……唐代谏官打破了以前谏官多为加官、有职无权的传统，继承隋唐，使谏官均为实官，即使是荣誉性的散骑常侍，也以实职待之。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起居郎、补阙、拾遗，官职由三品到从八品，责权也渗透到了朝政的各个层面。而每个层面上的谏议互有侧重，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责权体系。

——据刘松柏等《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