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   唐代在都督、刺史等正官升迁或有故暂缺之际，往往临时派员代理，主持州、府之务。即通常所谓的“知州府事”。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在统一战争中，“凡诸郡入版图，率命朝臣出守，曰权知（暂代）州事”。行之既久，大藩镇多授文臣，乃始尽正其衔，明曰知某府、某军州事也。后来，知州制完全取代刺史制。

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官僚朱台符上奏，他在奏文中说:刺史、县令，亲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盖三代之诸侯也。故汉宣帝曰:”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曰:“朗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诚重之也。顷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仆射、尚书，下至京官、奉职，率多轻授，未尽当任。

——摘编自李昌宪《略论宋代知州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之一。其古老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的比较中独树一帜，分外靓丽。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以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古代中国正是在平原流域等地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各种政治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

——摘编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材料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政治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其间历经数番朝代更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绵久不绝。帝制中国开疆拓土，特别是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时期，亦是如此。

——摘编自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材料   汉代出现了以“河堤谒者”为代表专司治河的水官。河堤谒者无事时巡察河堤排除隐患,河决时组织河工堵口,同时还负责河渎庙的祭祀。河堤谒者直接代表皇帝将中央的指令及时部署到地方。下表是依据相关史料统计的河堤谒者一览表。

注:犍为资中今属四川；扶风平陵今属陕西；沛国萧今属安徽；琅邪不其今属山东；东莱曲成今属山东；山阳东缗今属山东。

——摘编自王星光、冯乐辉《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材料   法国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精英循环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的冲突和动荡是由于经营循环路线不畅所引起的，因而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精英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中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社会才能稳定；而要保证这一点，只有通过精英循环即非执政阶层中精英人物不断上升为执政精英，执政阶层中的庸才不断下降到非执政阶层。

——摘编自郑从全《从精英循环的角度看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