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娃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战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由，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囊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秦始皇全而推行郡具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守，学一席行政等事务。设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遗官吏赴京师上计，向中央呈交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簿。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如果说秦朝只是郡守和县令由皇帝和中央政府任命的话，至唐宋时期，“海内一命之官并处于朝廷”，地方州县长官甚至其部属均由中央分发……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代通过“推恩令”，使地方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宋代通过“制钱谷”，控制了地方财权……秦朝的御史府、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北宋的监司和通判等，均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发挥着“以小驭大，以卑监尊”的功效……地方政权的划界，就演变趋势而言，也越来越淡化山川形便，究其原因在于若地方政区地形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易形成割据势力。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材料一   春秋时期，王室衰弱，一些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趁机割据一方，并以武力控制周边的中小诸侯，形成了自己的霸业。诸侯国内部权力下移，以臣弑君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春秋后期，周王室更加衰落，无力维护“学在官府”的体制，私人讲学兴起。进入战国，各国统治者纷纷招揽人才，一些大贵族还以养士竞争高下。

——摘编自蒋重跃《从历史印迹中走来的世界˙中国篇》

材料二   2006年，北京广安门内大街原北京义利食品公司场址内出土窖藏战国货币两罐，内含包括赵国直刀、燕国明刀、三晋及燕的方足布等战国货币三万余枚，其中绝大部分为方足布币。据报道者称，这批方足布大概有70余种，发现有所谓“新品种”，如丰子、丰邑、武平类方足布等。广安门内大街附近地区战国时曾是（燕国）蓟丘南古道，也是北京城的起源地……燕国本来是通行刀币的国家，到了战国中晚期，燕国币制中出现了新的货币形态—

——布币。

——黄锡全《近十余年先秦货币的重要发现与研究》

材料三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一 自秦以来,关于分材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一直未间断。唐中期柳亲元作《封建论》对分封制进行了理性而有力的批驳。柳宗元提出“制”和“政”的概念,认为秦灭亡于人怨沸腾的基政,而非郡县这种制度形式。“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周走向天亡是因为诸侯“无君君之心”,而秦“有被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长期以来关于秦朝速亡在于不与诸侯共享天下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利于中央和国家权力的集中。

柳宗元还质疑分封制之下”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这样即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尽管秦始皇废分封、立那县是出于个人自私的打算。是“私其一已之成”,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却是“公天下之端”。针对分封制的维护者仍鼓吹其是“圣人之制”,柳宗元通过对国家的形成的推演,论证了分封制的产生是“人之初”阶段的时代产物,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同样也“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摘编自刘姗姗《柳宗元国家学说研究》

材料二 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一套制衡机制。我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思想和实践体现出中国特色,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君权制衡。各项重要决策的处理,呈现出一定的“集议”特色,构成制衡君权的某种制度程序。第二,地方权力制衡。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命,既职责明确、考核严格,又采取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权力分离,以制衡地方官吏权力的扩X,同时还以不断增加行政层级的形式,遏止地方权重倾向。第三,官僚权力制衡。…对中央到地方,对各级官吏的权力划分,行政问责、考核、审计、监督监察上,规X日益细密,以防止权力滥用。

——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材料一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西汉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大力放宽政策，轻田租促农业。政治上，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进一步确立了郡县制的主体地位，汉武帝时创立和实行中外朝制度和刺史制度。

——摘编自杜庆余《论国家制度建设与汉代兴衰的关系》

唐太宗全面革除隋朝弊政，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均田制，发展完善三省六部制度，后来进一步形成了成熟的政事堂制度。发展科举制度，健全府兵制，强化监察机构。

——摘编自任士英《盛唐气象》

材料三

北宋中央权力分配示意图

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

元朝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

材料四自从清王朝入主中原以来，政府创新地方管理体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与治理，使西藏地区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说明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杨韩《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治理及政策研究》

材料一：春秋时期，少数诸侯在各自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封建。县成为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是在战国中晚期。到春秋时期，郡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大体完备。战国末期，各国基本上形成了郡、县、乡、里上下垂直统属的地方行政组织。秦朝为纯粹的郡县二级行政区划制。秦楚之际建立了按军功分封的新型封建制，诸侯王享有高度自治权。汉景帝朝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失去行政管理权，这标志着封建制被郡县制完全取代。

——摘编自张信通《秦汉里治研究》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王室分封宗亲功臣的既定制度，辅之以明确天子权力和诸侯义务的周礼约束决定了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中央王国对地方诸侯的纵向联系加强，同时，西周的诸侯国之间多有同宗共祖的宗亲关系或互通婚姻的姻亲关系，横向联系也较以前密切。

——《中国历史·先秦卷》

材料二 秦统治者把“帝”这个头衔作为自己的专属称呼，皇帝之下是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辖若干县，县按大小设县令或县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三 （元）世祖末成宗初，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事实上行省在具有上述基本性质的同时，仍然长期保留着代表朝廷分驭各地的使命，仍然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部分性质，元朝人有时还把行省称为“外廷”和“政府”这正反映了行省所具有的二重性质。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一 西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