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成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那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成、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材料一   科举制初成于隋朝而成熟于唐宋。唐中期以后，宰相群体中进士出身者达80%以上。两宋时期，公平公正的原则得以继续贯彻。据统计，宋朝科举取士达10万人，是唐朝的5倍多。隋唐之后，选拔标准的设定向治国经邦的方向发展。北宋科举重经义、策论，元朝规定科举考试要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清两朝则固定以经义和时务策为重点考试内容，对人才的要求逐渐向经义实务并重的方向细化。国家通过科举考试逐渐确定的人才培养方向，辐射到全国的官办学校和地方社学，形成了与科举考试互相配合的文化教育体系。

——摘自解扬《评价科举制度应坚持两分法》

材料二   甲午战后，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上奏：“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随后清政府确立兼顾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近代教育学制，并于1905年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停废导致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带来了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在科举被废后，出现为科举平反的呼声。孙中山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更有学者认为科举制所蕴含的现代性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革废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