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一   秦的治国理念存在致命的缺陷：它只坚信旧时秦国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法治经验，单纯推行“以法治国”来统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帝国，根本上忽略了社会和人的思想情感的复杂性，强抓“政统”而缺乏“道统”，只抓“法治”而没有统摄人的思想灵魂的意识形态。加之立国日浅、始皇早逝、奸臣作祟、统治者残暴腐败等因素，大秦帝国最终走向了灭亡。

——摘编自陈鷟《春秋战国及其对后世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   秦汉的中国已经凝聚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系统。政治力量的渗透到达了底层，察举制度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经济力量将全国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帝国体制也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而在文化发展方面，经过共同使用一套文字系统，以及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建构起具有一定水平的价值观念。这三重凝聚，使中国不仅在内部逐渐聚合为坚实的共同体，而对外也具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和吸引力。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