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新政区的设置多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口的逐渐增加而从容进行。王朝初建，出于开疆拓土的需要，有大量政区同时建立，如秦征服南越后，设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又在北方置九原等郡。也有雄才伟略的帝王，为现固国家统一而对四夷用兵，设置大量新的行政区，如汉武帝元鼎六年起，“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隋末天下大乱，晋阳李唐为了壮大势力，表示凡归附者都给予州刺史的名号，因而大量“权置州郡”，州数膨胀到五六百之多。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道，分辖各州，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模式。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行中书省代行政府管理职能，边疆地区的云南等地也建立起了行省，省制逐步成为后世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层级。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各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通常会减少地方行政层级，但自秦国推行郡县制以来，任何朝代的基层政区都是县，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但为了解决管理幅员过大和军事问题又会设立监察区和军管区，这些非行政区最终演变为州、道、路、省等地方高层政区，使得地方行政层级变多。秦朝在郡政区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汉朝设置13州刺史，唐朝设道对地方派遣监察官员，宋朝设置互不统属的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无不是中央加强集权的创新。自古以来，财政就在行政体制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商鞅变法中制土分民、履亩而税、重农抑商等财政改革措施，保证了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完善。以后各朝从国家安全出发，同时也为了涵养财源，徒民边塞，实行军民屯垦，建立起都尉、都督、都护府或都司卫所等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并逐渐融入地方行政层级中来。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