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士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家世背景……姻戚之间的关联……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关系而结成的友谊……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士人阶层）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于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一：唐朝三省制度若给予充分地运作，尤其门下省封驳权的发挥，对皇权的确可产生相当程度的制衡作用。但玄宗即位后，仍沿续武则天以来的政策，侧重中书省权责，开元十一年（723 年），进而改政事堂（宰相议政之所）为“中书门下”，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合为一体，简化了中枢机构的决策程序，无形中使相权更加弱化，相对有利于皇权的运作。

——摘编自高明士等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朱元璋时，相继设立四辅官与殿阁大学士，帮助处理政务。至成祖“特简解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阔，参预机务。”宣宗时，设立制敕房、语敕房等机构。制语二房主要服务于内阁所主持的有关政府所有机密文书的誊录、保管工作。“于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但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宣宗培植宦官势力，赋予司礼监太监批红权，所有奏章除御笔亲批外，余皆由太监分批，以“批红”牵制“票拟”。司礼监和内阁地位平等、分工合作、相制相维，促使明代后期影响巨大的监阁体制框架的正式定型。

——摘编自田维佳《明代内阁的发展演变与皇权的关系》

材料三：军机处起草的谕旨，公开的先下达内阁，以次及于部院，层层下达，叫做“明发”；机密的不经内阁，由军机处封缄严密，由驿传递，直达督抚，叫做“廷寄”。地方督抚重要的奏折，也不经内阁，径送军机处，直达皇帝。自雍正以后，“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从而使公文转运、行文关系发生了变化。

——摘编自李晋《清朝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形成与“廷寄”文书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