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宋建隆三 年（962年）前后,诏今后“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大祖开宝五年（972年）,权知贡举,扈蒙奏上礼部考试合格进士十一人,诸科十七人。太祖破常例将合格举人召对于讲武殿,然后下诏放榜。此后,殿试运为定制。开宝八年（975年）开科场，即设权同知贡举官，以分权势。以后，同知贡举官有多达十人者。雍熙二年（985年）,又于考场外廊庑下设“巡掉”，监视内外私相传递卷子者;贡院大门口设有“监门”,不准随使出入来往。唐代为了能够了解举子有无真才实学，特规定举人在考前将平日所作文章诗赋送礼部，称谓约“公卷”，但结果适得其反，“公卷”往往成为科场营私舞弊的工具。庆历元年（1041年）,在权知开封府贾昌朝的提议下,始“罢天下举人纳公卷”，试卷成为唯一的学业优劣凭证。

——摘编自穆朝庆《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