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材料       唐代实行科举之初，还保留有公荐制度，因此造成考场请托盛行。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个官员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开创了榜后覆试制度。会昌三年（843年），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提出“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为保证公平取士，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同时严格了考场纪律，严格了贡院管理，考生入场前要进行搜检，以防夹带文字资料入场。后又做了技术性改进，如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糊名考校”，即将试卷封印糊名。真宗时，始行誊录制度，即将考生试卷誊录后再送考官评阅。金朝在考生入场搜检环节非常严格，金世宗大定年间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场前先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明代防弊制度更为严密，除专设监试御史，以及弥封、誊录、对读、监门、搜检等专管官员外，还令考生入场后每人单独一号舍，由号军看守，发现有挟带舞弊者，“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为保证公平取士，清代创设了许多新的规定，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试制度、回避制度等。

——摘编自李世愉、贺晓燕《从制度建设看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两唐书》所记载的830名唐代进士中，丘族子弟达589人，占总数的70.96%；小姓约109人，占13：213%；两者合占84.10%，寒素家子弟132人，仅占总数的15.9%。这表明，士族子弟在九品中正制瓦解后，在门阀势力屡遭压抑和打击的情况下，纷纷涌入科举行列，并凭借其深厚的家庭文化素养、家学传统及社会关系基础，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极大成功。

材料二   唐朝一直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什伍”。唐后期，工商杂类入仕情况已出现，但制度上的限制仍未取消。北宋明确取消了这一限制，使过去一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士人都有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可以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了。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已基本上消失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

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于（尚书）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后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

——《新唐书·选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