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教育政策是阶级、国家政府产生后才产生的，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不同，每一个时期的教育政策均有时代的特征。比如，先秦“学在官府”的教育政策；自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此后历朝历代的文教政策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隋唐儒佛道三教并立，但仍以儒学为正宗，唐太宗曾说：“己之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各个朝代具体的教育政策不同，但目的一致，如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教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秦朝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三大文教政策也是治国安民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政府重视民族文化教育问题，联系民族关系的实际，国家所处的特定阶段，基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不停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独特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摘编自廖娟《论中国古代教育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英国师范教育的开端是教会的慈善教育，英国私人捐助教育的现象在英国十分普遍，因而慈善学校的建立给予了大量贫苦儿童基本的教育，帮助他们适应正在转型中的社会。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后，各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为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增强国力、弥补教会与私人办学力量的不足，英国政府更加注重发展教育。19世纪，英国大批积累了财富的资本家增加了对教育的捐赠与资助，工人阶级也增加了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民众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沙特爵士，面对维多利亚时代发生巨变的英国社会，他着重强调了教育对于维护英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广泛推行民众教育。19世纪晚期，英国最终确立了由地方师范学院、私人训练学院等共同组成的师范教育体系。
——摘编自付扬扬《近代英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教育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英国师范教育制度建立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中国古代教育政策和近代英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得到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域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和西塞罗和谐思想的相同点，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促进社会和谐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动因。
材料一梁启超主张改变那种仅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打破正史修史过程中对史料的搜寻劣习，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钧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于枉施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载以外者，又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史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治学者应该将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二者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摘编自周妤、王梅兰《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材料二李大钊提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历史理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来的。史学家必须“下一番功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通过考证而获得的事实，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始能比较得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史实收集得不充分，考订得不确实，整理得不全面，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沙健孙《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和李大钊两人史学观点的共通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他们虐待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权力，而且使我们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掌管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我们一定会了解公共事务及其一套机构，我们一定也会享有个人的威望。美洲人在社会中只能当奴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者。连劳动也受到种种限制:不准生产西班牙国王所垄断的产品，不准建立西班牙本身所没有的工厂，连生活必需品的贸易都被西班牙人专门控制。在美洲各省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使省与省之间互不接触、不了解、不往来。我们的地只准种植蓝靛、谷物、咖啡、甘蔗、可可和棉花。
——摘编自西蒙•玻利瓦尔《牙买加来信》
材料二 尽管革命后拉美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了选举程序和制度，但并未得到真正遵守。通过兵变等非宪法方式上台的做法十分普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间，曾发生250次兵变，更换了31个总统。 尽管各国均声称主权在民，但所谓的人民实际上只是极少数上层精英。各国宪法均将财产、教育科度、牲别、种族作为政治参与的条件，政治体制的寡头特征十分突出。
——摘编自刘波《拉丁美洲政治发展进程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西班牙在拉丁美洲采取的殖民统治措施。
(2)据材料二，归纳拉丁美洲独立后的政治发展特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该特征的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拉丁美洲民族独拉运动。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美国家学习效仿中国科举制的原因。
材料一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小汽车在美国得到迅速普及，公交系统逐渐退化，人车矛盾突出。这一时期，洲际高速路网的建设全面完成。90年代后期，随着“冰茶法案”续茶法案”等法案的颁布，美国城市交通系统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小汽车单一模式向包含公交、步行等在内的多模式交通体系转变。面对郊区化和大都市区的城市发展，美国形成了城市精明增长理论及新城市主义理论。交通系统研究从早期解决人车冲突开始，最终形成了邻里单位理论、雷德明人车分流理论。
——摘编白叶建红、施雷莹等《欧美城市与交通发展演进的历史分析》
材料二 在已公布的美国交通部2000年财政年度执行规划中，超过34亿美元的预算与交通运输安全直接有关，其中有38％以上将投资于公路交通安全，通过降低碰撞事故的发生率及其扩展影响来实现。同时，为了继续保持和发展美国运输系统机动性的优势，在2000年执行规划中，407亿美元的预算与此有直接关系，其中有60％以上是由公路运输部门完成的。降低运输系统的成本是美国交通部在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方面的主要目标，在2000年执行规划中有9.93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与此有关，其中有65％以上属于公路运输部门。美国交通都还将保护和加强受运输系统影响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己任，在2000年执行规划中，39亿美元的项目与此有关，其中公路运输部门的投资就占了64％，是1998年实际投资的 一倍以上。
——摘编自李希元《美国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的调研及对中国交通发展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国交通体系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当前美国公路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趋势。
材料一 汉初在恢复分封制的同时,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边远地区也不例外。各边郡置郡守一人,其下设有丞和长史,边郡的官吏称为“边吏”。南方边郡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郡太守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民族内部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移风易俗。南方边吏任职时间普遍较长,且无固定的任期。此外,在南方,以内郡人治理西南地区的北部诸郡,以西南地区的北部诸郡人治理其南部诸郡,但地方大姓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一些大姓家族甚至把持了地方政权。
——摘编自颜雅彬《略论汉代的边郡制度》
材料二 清军入关后,在疆域统一进程中逐渐发现,由明代继承而来的职官制度无法满足边疆治理需求。为此,清朝建立之初,在边疆官员来源上采取就近推升的方法,由督抚根据地方形势,推荐就近官员升任,“四川有缺,在于陕西附近推升;广东有缺,在于福建附近推升”。为缓解边疆“缺官”问题,对愿赴边疆的官吏适度放宽选任条件,并予以优抚。“顺治十二年（1655年）,题准,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地方边远,不拘科分,即准拣选。”清初沿用考满制度,边疆地区将边俸制度与考满制度配合使用,通过缩短考察年限,为边疆官员提供更多的升迁机会。顺治十三年（1656年）,兵部尚书王永吉提出的“缩减边俸考满较俸年限”建议被采纳,边俸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
——摘编自戴龙辉《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南方边吏任职的特点及弊端。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初边疆官员选任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