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的荷兰不仅创建了贸易公司，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贸易据点。至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及商船在世界各贸易区域内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这令英国和法国垂涎三尺，也激起了它们的敌意。1651年，英国《航海条例》将海外贸易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之中。“针对荷兰人的商业战是路易（路易十四）统治开始以来法国政策的一个持久特征。”鉴于法国是农业大国，贵族阶层及民众对海上贸易较为漠视，法国从17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一部契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有利于构建法国海上秩序的法典，以鼓励贵族从事海上贸易，为海军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后盾。1681年，法国较为系统的《海事法典》应运而生。正如某学者所言：“（这部法典）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这种权利（也包括权力）与义务的制衡，体现了契约精神，促进了航运贸易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二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商号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管理模式。晋商早期也实行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到了清代，他们打破了中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晋商商号和票号通过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口岸。从18世纪30年代起，晋商在恰克图维持了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在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的足迹广布欧亚大陆。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晋商的诚信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是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17世纪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贸易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促进17世纪欧洲和明清中国商业贸易发展的相似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7世纪欧洲契约精神和明清时期晋商契约精神的主要差异，并分析契约精神在当时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历史作用。
材料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在日本，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通过立法机关（议会）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争取参政权，是因为意识到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政权。1874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呼吁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1875年2月，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化的得与失》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归纳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自救”，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担任民众学校的老师，或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他们自下而上，努力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并不太欢迎乡建工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有教育界的人，但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抗战开始后，有些乡建工作者辗转至后方，继续其未竟之事业。然而，作为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还是结束了。
——摘编自阎明《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英国提出了“保护性治理”的乡村振兴理念。为限制城市的“破坏式”扩张，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先后出台《限制带状发展法》《绿带法案》，通过空间规划解决农村土地占用矛盾并促进城乡融合。同时，为应对农产品短缺，英国政府又先后颁布《斯科特报告》与第一部《农业法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城市过度蔓延、支持农业补贴、扶持农业有序发展的规划方案。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趋强烈，乡村政策制定的目标逐渐转向“乡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英国政府努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市场化经营，鼓励地方社区和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合作共治。
——摘编自武小龙《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与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谈从20世纪中英乡村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马援的主要功绩。(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援身上的哪些精神使他受到后世的敬仰。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
材料一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此外，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炎黄的后裔，以至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当代史学，也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各国的史地，从而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19世纪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撰写外国史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史学为斗争工具，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正统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随之勃然兴起。19世纪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中外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粉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梦想。
——摘编自陈永清《略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材料三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史学所具有的优良传统。(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中国史学所肩负的时代责任。
| A．劳动力商品化明显 | B．人身依附关系严密 |
| C．城乡经济联系松弛 | D．抑商政策有所调整 |
材料 陈家镛（1922-2019），我国湿法冶金学科奠基人，化学工程学科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湿法冶金研究室，承担云南东川尾矿湿法冶金提铜的科研任务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中试工厂。他在我国最早利用湿法冶金原理和技术开展金属粉体制备的研究，解决了飞机发动机耐高温及可磨耗密封问题。针对废气、废水、废渣的治理问题，他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概念，要求湿法冶金用水要循环利用，减少污染排放，对废渣要合理应用，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作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陈家镛践行科教融合理念，指导和鼓励学生开展前沿交叉领域的研究。先后编撰了《湿法冶金手册》《溶剂萃取手册》等10余本专业著作，许多论著都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之作。
——摘编自安震涛、王雅丽、刘伟《一腔报国志湿法开金石：陈家镛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根据材料，归纳陈家镛的科技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家镛作出贡献的原因。
材料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中共一大代表。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兼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
当时中央苏区存在不依法办事、轻罪重判等不良倾向，少数则重罪轻判。为此，何叔衡对下面报批的案件，仔细审查，严把定刑关。1932年5月26日，他在审批瑞金县苏维埃裁：
判部第二号判决书时写道：“关于朱多仲判处死刑一案不能批准，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10月，他在指示信中说：“第二号判决书主要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发生了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
——摘编自《间西苏区法制史料汇编》
(1)根据材料，归纳何叔衡在苏区司法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何叔衡在法制建设上的历史贡献。
材料 1994年德国政府发表的《安全政策白皮书》公布了德国新安全战略的三层目标：“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预防、限制和结束可能危及德国或德国盟国的领土完整与稳定的危机与冲突；建立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安全机制；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贡献世界和平”。在安全观念上，德国认为，欧盟是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德国是这一极中的核心力量，一个多极的世界有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与安全观念转变相适应，德国的安全手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重视运用经济、联盟和联邦国防军等综合国力，建立更具适应性、灵活性的安全体系，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中加强安全合作，广泛运用外交、安全、国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
——摘编自夏立平《三重身份视域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冷战前后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冷战后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