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材料一：教育政策是阶级、国家政府产生后才产生的，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不同，每一个时期的教育政策均有时代的特征。比如，先秦“学在官府”的教育政策；自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此后历朝历代的文教政策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隋唐儒佛道三教并立，但仍以儒学为正宗，唐太宗曾说：“己之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各个朝代具体的教育政策不同，但目的一致，如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教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秦朝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三大文教政策也是治国安民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政府重视民族文化教育问题，联系民族关系的实际，国家所处的特定阶段，基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不停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独特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摘编自廖娟《论中国古代教育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英国师范教育的开端是教会的慈善教育，英国私人捐助教育的现象在英国十分普遍，因而慈善学校的建立给予了大量贫苦儿童基本的教育，帮助他们适应正在转型中的社会。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后，各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为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增强国力、弥补教会与私人办学力量的不足，英国政府更加注重发展教育。19世纪，英国大批积累了财富的资本家增加了对教育的捐赠与资助，工人阶级也增加了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民众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沙特爵士，面对维多利亚时代发生巨变的英国社会，他着重强调了教育对于维护英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广泛推行民众教育。19世纪晚期，英国最终确立了由地方师范学院、私人训练学院等共同组成的师范教育体系。
——摘编自付扬扬《近代英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教育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英国师范教育制度建立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中国古代教育政策和近代英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得到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城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和西塞罗和谐思想的相同点，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促进社会和谐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动因。
材料 从1907年德国建立第一个旨在主张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设计组织——德意志制造联盟起，截至目前德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涵盖主要行业与产业的标准起草组织。一战后，德国相继出台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企业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以规范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能力，并适时进行修订。德国著名的伍尔特集团，自1945年成立以来，始终如一地生产“螺丝”这一单一产品，其产品在很多领域是不可替代的。德国鼓励技术工人移民，在德国工作的技术“工匠”，享受永久居留权。德国“工匠”培育的最主要渠道是职业教育，有近80%的年轻人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而且职业教育几乎覆盖所有职业。德国工匠勤奋、严谨、有序、热情的工作态度无不体现着宗教追求，充满着理性精神的德国哲学，渗透着德意志民族内向、深沉和善于思辨的民族品格。在工匠精神的影响下，德国在机械、钢铁、电气、化工等领域打下深厚根基，“德国制造”声名显赫。
——摘编自徐春辉《德国“工匠精神”的发展进程、基本特征与原因追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德国工匠精神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
材料一 宋代以前在城市行政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坊市分割制度，便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考虑的。宋代随着民众侵街现象的发生，城市不再只是单一的政治、军事中心，还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面貌越来越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据学者估计，北宋全境拥有10万户的城市约有40多个，到宋徽宗时上升到50多，数量超过汉唐数倍，以工商为业的城市居民成分与日俱增。环城草市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商品意识也在迅速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这使宋代带有明显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日益兴盛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存在。宋代租佃关系盛行，农民具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城市中的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海内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已经背离了传统格局而进入了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 1915年中国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一览表（局部）
| 排名 | 城市 | 城市人口 | 是否开埠 |
| 1 2 | 上海 西安 | 1000000 | 开埠 |
| 1000000 | |||
| 3 4 5 6 7 8 9 | 广州 汉口 北京 福州 重庆 兰州 佛山 | 900000 821280 700000 624000 517000 500000 500000 | 开埠 开埠 |
| 开埠 开埠 | |||
| 10 11 12 13 14 | 成都 昆明 南京 南昌 长沙 | 450000 450000 368800 300000 250000 | |
| 开埠 开埠 | |||
| 开埠 |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革命”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并指出影响近代中国城市崛起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1822—1823年，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革命。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情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它们（美洲地区）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是不可能的”。同时指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对任何国家所加于我的损害妥协”。这就是著名的“门罗宣言”。
——摘编自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等
材料二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及美国对亚洲“友邦”的政策时说：“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这被称为“尼克松主义”。1970年2月，尼克松进一步指出：“美国仍将参与盟国与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设想和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为此他提出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1971年7月，尼克松在讲话中认为世界存在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不再处干完全占支配的地位，必须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这些都扩充了“尼克松主义”的内涵。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门罗宣言发表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尼克松主义反映出的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他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连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国际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归纳非洲国家在国际法发展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梁启超主张改变那种仅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打破正史修史过程中对史料的搜寻劣习，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钧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于枉施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载以外者，又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史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治学者应该将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二者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摘编自周妤、王梅兰《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材料二李大钊提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历史理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来的。史学家必须“下一番功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通过考证而获得的事实，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始能比较得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史实收集得不充分，考订得不确实，整理得不全面，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沙健孙《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和李大钊两人史学观点的共通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