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英国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包括《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在这些书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他看到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建立在充分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强调系统分析，强调实证支持，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根认为，“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制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的方法”。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分子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培根还提出并论证了诸如“凡已授予或按一定条件预定之物均不可再议其价值或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减刑的条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与其任由违法犯罪逃脱制裁，宁可选择违背先例”等法律思想。
——摘编自朱庭光《世界历史名人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根的主要学术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培根获得主要学术贡献的原因。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三：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农业转型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建设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推行农业现代化是罗斯福政府的重要任务。1929年，“已经处于萧条状态的农业”收入下降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受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苏联的发展等因素影响，美国政府给予农场主大量补贴以供其购买机械。1930—1940年，拖拉机的数量从92万台增长到156.67万台。1930年，用上电的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0%，而这一比例到1940年、1945年和1948年分别为34%、50%和近90%。罗斯福政府还设立了土壤侵蚀局，成立了一支自然资源保护团来防止肥力衰竭和土壤侵蚀。
——摘编自【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上卷）》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开始进行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截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美农业现代化进程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材料二 南宋时期，叶适注意到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弊端，指出“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主张把部分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州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清初，顾炎武主张将生财、治人、辟属之权全部归县令，县令可长期任职甚至传之子孙，并主张在县以上只设郡，其权力仅限于监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以来央地关系困局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分别概括叶适和顾炎武解决央地关系困局的思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央地关系调整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咸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阔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锡钱和“铸大钱”。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割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溃。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钱荒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背景，并加以评析。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的差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民法精神并归纳中国制定民法典的作用。
材料一：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对外援助的发起国。1947年颁布《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拨款 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帮助其镇压人民革命运动。1948年颁布《经济合作法案》,成立 经济合作署来管理对外经济援助，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西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1989 年颁布《支持东欧民主法案》,授权总统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进行2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以推动当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1992年颁布《支持俄罗斯和欧洲新兴民主国家自由和开放市场法案》,授权总统给予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4.25亿美元援助，期望以此推动新独立的独联体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和实现民主。
——摘编自刘恩东《美国民主输出的法律体系与对华民主输出法律支持机制》
材料二：从1950年到2016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达到4000多亿元，开展了5000多个援助项目。1983年，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1984年，首次提出“智力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培训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1995年，决定对外援助主要采取优惠贷款、合资合作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鼓励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经营。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部，中国向美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2008年，为促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宣布在农业、教育、医疗卫生、免债、零关税待遇等领域采取广泛的对外援助。2011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强调：“决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
——摘编自杨枝煌、杨南龙《中国特色对外援助70年的基本图景及其优化建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美国主要对外援助的对象，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美两国对外援助的主要不同之处。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