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22—1823年，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革命。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情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它们（美洲地区）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是不可能的”。同时指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对任何国家所加于我的损害妥协”。这就是著名的“门罗宣言”。
——摘编自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等
材料二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及美国对亚洲“友邦”的政策时说：“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这被称为“尼克松主义”。1970年2月，尼克松进一步指出：“美国仍将参与盟国与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设想和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为此他提出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1971年7月，尼克松在讲话中认为世界存在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不再处干完全占支配的地位，必须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这些都扩充了“尼克松主义”的内涵。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门罗宣言发表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尼克松主义反映出的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他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连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国际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归纳非洲国家在国际法发展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梁启超主张改变那种仅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打破正史修史过程中对史料的搜寻劣习，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钧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于枉施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载以外者，又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史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治学者应该将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二者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摘编自周妤、王梅兰《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材料二李大钊提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历史理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来的。史学家必须“下一番功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通过考证而获得的事实，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始能比较得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史实收集得不充分，考订得不确实，整理得不全面，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沙健孙《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和李大钊两人史学观点的共通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他们虐待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权力，而且使我们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掌管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我们一定会了解公共事务及其一套机构，我们一定也会享有个人的威望。美洲人在社会中只能当奴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者。连劳动也受到种种限制:不准生产西班牙国王所垄断的产品，不准建立西班牙本身所没有的工厂，连生活必需品的贸易都被西班牙人专门控制。在美洲各省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使省与省之间互不接触、不了解、不往来。我们的地只准种植蓝靛、谷物、咖啡、甘蔗、可可和棉花。
——摘编自西蒙•玻利瓦尔《牙买加来信》
材料二 尽管革命后拉美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了选举程序和制度，但并未得到真正遵守。通过兵变等非宪法方式上台的做法十分普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间，曾发生250次兵变，更换了31个总统。 尽管各国均声称主权在民，但所谓的人民实际上只是极少数上层精英。各国宪法均将财产、教育科度、牲别、种族作为政治参与的条件，政治体制的寡头特征十分突出。
——摘编自刘波《拉丁美洲政治发展进程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西班牙在拉丁美洲采取的殖民统治措施。
(2)据材料二，归纳拉丁美洲独立后的政治发展特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该特征的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拉丁美洲民族独拉运动。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美国家学习效仿中国科举制的原因。
材料一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小汽车在美国得到迅速普及，公交系统逐渐退化，人车矛盾突出。这一时期，洲际高速路网的建设全面完成。90年代后期，随着“冰茶法案”续茶法案”等法案的颁布，美国城市交通系统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小汽车单一模式向包含公交、步行等在内的多模式交通体系转变。面对郊区化和大都市区的城市发展，美国形成了城市精明增长理论及新城市主义理论。交通系统研究从早期解决人车冲突开始，最终形成了邻里单位理论、雷德明人车分流理论。
——摘编白叶建红、施雷莹等《欧美城市与交通发展演进的历史分析》
材料二 在已公布的美国交通部2000年财政年度执行规划中，超过34亿美元的预算与交通运输安全直接有关，其中有38％以上将投资于公路交通安全，通过降低碰撞事故的发生率及其扩展影响来实现。同时，为了继续保持和发展美国运输系统机动性的优势，在2000年执行规划中，407亿美元的预算与此有直接关系，其中有60％以上是由公路运输部门完成的。降低运输系统的成本是美国交通部在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方面的主要目标，在2000年执行规划中有9.93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与此有关，其中有65％以上属于公路运输部门。美国交通都还将保护和加强受运输系统影响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己任，在2000年执行规划中，39亿美元的项目与此有关，其中公路运输部门的投资就占了64％，是1998年实际投资的 一倍以上。
——摘编自李希元《美国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的调研及对中国交通发展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国交通体系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当前美国公路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的趋势。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 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农业转型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为安置降附的诸族人，唐朝一方面在各族原居住地设羁縻府州安置，另一方面在原边界州内设置侨置州县，以管理内迁各族人口。周边诸族大多从事畜牧业，内迁以后大都改以农业为主。这一方面是唐朝有意引导，另一方面是受内地农业生活环境的影响。唐朝统治时期不断地把周边少数民族人口迁往内地，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与汉族杂居，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之中，经济文化互相交流，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杂居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共同语言，通常是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同时，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也逐渐改变慢慢地趋向一致。
——摘编自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材料二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主张“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奋斗，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后来，这些内容被归纳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汉高帝将宗室女奉献给单于，又约定每年向匈奴贡献一定数量的丝绸酒米，以求苟安。文帝时匈奴再次南下掳掠，并不断在边境侵扰，汉朝不能抵御，仍维持既定之议。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大将军卫青率大军北击匈奴，再次收复河南地，移民十万驻朔方。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率领大军先后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境）和祁连山，大败匈奴军，斩俘四万余人。
——摘编自蔡美彪著《中华史纲》
材料二
材料三 清朝眈（既）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疆域），也继承了历史上周边民族活动的领地，清朝的所谓“开疆拓土”，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对边疆各民族直接进行行政管理。
——摘自成崇德《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政府处理与匈奴关系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导致这种变化出现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对待边疆各族的策略并归纳其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一例说明清朝“对边疆各民族直接进行行政管理”，并简析清朝“开疆拓土”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自建国至嘉庆十二年（1644—1807年）16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白银对制钱的比价一般在1000文以下，1808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银钱比价持续上涨。银价的上涨意味着广大劳动者必须付出更多的铜钱（完税）……1845年银价上涨更甚，御史刘良驹奏称：“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乃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而且“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鸦片战争后10年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社会，外商趁机用成色较低的银元套购中国纹银运往国外，制成银元后返销中国牟取暴利。
——摘编自许弘《近代中国银货币改革述论》
材料二 林则徐于1833年提出自铸银元。光绪初年，吉林省首先用机器试铸银币。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才获准在广东设造币厂。此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1905年，清政府开始全面进行货币改革，目的是统一银币。但由于本位币不定，引起了“两”“元”之争。焦点是用“两”还是用“元”，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代表的“一两”银币派认为各国应有自己的币制体系，中国不能亵渎国体而丧失主权……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自此，两元之争落下帷幕。……1911年，停止各省自由铸造，铸币权统归中央。……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灭亡，银币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行。
——摘编自刘士刚《晚清的货币政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晚清“银贵钱贱”现象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货币改革的特点并评价上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