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看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材料三 国际分工按参加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供应、生产技术水平和工业发展情况的差异可分为：18—19世纪中期，英国等少数先进工业国强迫落后的农业国进行分工，形成了以宗主国为工业生产中心，亚非拉农业国为附庸的分工格局；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相互贸易是建立在水平型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各国以其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去换取非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形成重化工业制成品和农矿初级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20世纪40年代以来，资本的国际化与生产的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生产与协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协作，德国是“混合型”的典型代表，它对第三世界是“垂直型”的，而对发达国家则是“水平型”的。

——摘编自《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材料一   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只要城市居民一到广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则，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秦汉）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摘编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材料三   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

——摘编自《邓小平文选》

7 . 希腊的强邦（斯巴达和雅典）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仅仅是个称霸的盟主，并没有用武力去吞并邻邦，希腊世界始终是一个小国林立的城邦世界，而绝大部分希腊城邦在政治上都不同程度的具有民主色彩。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展的趋势却是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最终建立君主专制的大帝国。

这其中的原因如何？请你尝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