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如果说，罗马法……能有所创制，那是因为罗马共和国以及之后的帝国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种族”的大国的缘故。法规应该设立起来以作为分属于各个种族的个体之间的社会纽带，并使得原先在属于相同种族的各个小城邦的范围之内盛行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能在帝国范围内得以奉行。体制上各类灵活的机制使新的规章得以形成、受到检验并获得确认，它属于“再试验再犯错”这一漫长的过程，最终选择出了受所有人真正理解的规章，并可有效地避免冲突及改善社会的合作状态。

——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

材料二：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一整套典章制度……但人们如果稍稍翻阅一下史书不能不对一种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正史中可以用《舆服志》《礼仪志》等大量篇幅来记载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衣服用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多大尺寸、用什么装饰，仪仗队有多少人，排什么队伍，手里拿什么东西，每件东西什么尺寸这一类近于无聊的内容，甚至连演滑稽戏一样的“禅让”也要照录那三劝三让的表文和诏书，可是真要查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却往往非常简略，或者前后矛盾，语言不详，有的竟毫无踪影可见。其实这倒并不是史官们的疏忽，而是由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存在着两个系统：由皇帝和官员们制定的正式制度，由官吏们执行着的实际制度。前者是官方的、法定的、成文的，见于记载，却不一定起实际作用；后者是实际通用的、得到法律认可的、不成文的习惯做法，但从来未被正式记载，却真正得到了执行。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