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公元前492年，波斯入侵雅典，“希波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贵族阿里斯提德与泰米斯托克利虽然有矛盾，但是为了抵抗波斯入侵，二人还是携手主持了修建城墙的工作。 ★希波战争中的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前 489年）之后两年间，陶片放逐法（要求至少有6000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才能有效）首次付诸实施。 ★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取得胜利，壮大了海军的力量，海军大部分来自于第四等级。同年，雅典废除了一切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公元478年，雅典海军在征服塞勒斯岛后，直接掌握了黑海地区的咽喉，一跃成为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的商业中心。比雷埃夫斯港是特米斯托克利为抵御波斯进攻，而建立的新军港兼商港，在希波战争之 后就成为了希腊掌握的经营东西方贸易最重要的港口。 |
——摘编自周洪祥《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研究》
材料二
拿破仑希望建立一个帝国 ，把这些理念传播到欧洲和全世界。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因为在他倒台之后，欧洲大陆破旧立新，旧世界在革命群众和拿破仑的军队面前倾覆瓦解，一去不回。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希波战争”对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拿破仑战争。
材料一 希腊语中，“国家”与“公民身份”、“公民团体”、“宪政”等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国家”与“公民”是同义语，其含义可引申为：城邦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的国土范围内是一个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本质便是主权，主要体现为凡城邦公民都是主权所有者，即主权在民。国家、城邦、公民在雅典呈现为一体化。
——摘编自张庆服《雅典与西周国家形态的差异》
材料二 汉语“国家”是组合词，“国”被理解为家族的集合体，“家”是国内基本单位。古代的“国”，不外乎是“家”的放大，家国同构。国家体现着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的浑合，其本义为“天下一家”，“家天下”，国之本在王家。家，即家族，是宗法血缘关系的载体。在古人观念中，不论是国家动乱，还是国土缩减、只要君王之家、农之家存在，国家就会永存。国家不含主权、疆域的观念，表现为普世性。
——摘编自张庆服《雅典与西周国家形态的差异》
材料三 西周之子弟被分封于各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周族的迁徙和流动。西周自身人口有限，他们分处各方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还常把部分被征服者从他处迁置于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周王室和各国公室也不可能仍是单纯负责处理本族事务的氏族机关，而应是带有公共性质的国家政权。
——摘编自赵世超《西周政治关系、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并存现象剖析》
(1)材料一中“国家、城邦、公民在雅典呈现为一体化”，表明公民拥有什么样的地位？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雅典的民主政治。
(2)根据材料二，概括西周国家形态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分析西周分封制建立的意义。
材料一：雅典公民大会通常在普尼克斯会场举行，据研究通常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大约在600至8000人之间，而古典时代雅典成年男性的总人数大约在25000至40000人之间，一个公民一生中担任五百人议事会成员最多不超过2次。雅典民主由于常常诉诸全国性的表决和集合，其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都很高，尤其是容易造成社会的过度政治化，政治压倒一切。
——摘编自黄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
材料二：美国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下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与政府的不作为密切相关。民主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如在权力和金钱控制的美国社会中，选举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早已失去了理论上的民主涵义，异化成了各政党、族裔、社会阶层、利益集团之间权力较量和利益博弈的政治工具。政客选举时能吹得天花乱坠，一旦选举结束后却可以自行其是，并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义务。
——摘编自张维为《西方民主模式出了什么问题》
材料三：新中国建立后，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下，总结自身积累的政治经验，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摘编自何家弘《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民主模式存在的弊病。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三大制度是哪些？
材料一 希腊哲学为古代奥运史留下珍贵的精神遗产。苏格拉底主张“凡属希腊国民应注意健身之道，以应付国家需要，以保民卫国为天职”。亚理士多德不仅亲身参加体育实践，而且在《国家论》中提出体育、德育和智育应相互联系，智力的健全依赖于身体的健全，体育可以先于智育。他认为运动过度或运动不足都会对身体有所损害。他提倡开展体操活动，认为这是最适合身体锻炼的方法，体育既能强健体魄，又能塑造人们的形体美和心灵关。古希腊哲学家们关于体育价值的认识成为近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精神源头。
——熊斗灾《顾拜旦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1894年6月，在顾拜旦的努力之下，国际体育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本次大会不仅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而且还决定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谈到举行奥运会的目的时，顾拜旦曾说：健全的民主制度，明智与和平的国际主义将渗透到未来的体育场，并将保持对荣誉和大公无私的信仰，这些将使体育运动成为促进心灵美好、社会和平同时也是肌肉发达的事业。1896年4月，第一届现代夏季奥运会在它的故乡-雅典举行。参加本次大会的共有来自欧洲、美洲和澳洲的13个国家的311名运动员。这成为近代世界体育史上的壮举。顾拜旦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正式报告中说：“恢复奥运会并非天真梦想的结果，而是当代世界大趋势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虽然规模很小，内容单一，也不够规范，但它是一个火种，一支火炬，100多年来，以燎原之势，照亮了五大洲。
——熊斗寅《顾拜旦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五》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希腊哲学家对体育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现代奥运会兴起背景及其意义。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除以武力征服反抗者外，同时极力在政治制度上树立绝对皇权思想。首先自称“始皇帝”；彻底废除分封制；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御史大夫由皇帝近臣担任，起钳制丞相作用。国家一切重大事件均由皇帝点头通过，为安抚民族地区，设置典客专门管理其事务。为达到巡视方便，政令畅通，十分注意开拓道路。往南方修“五尺道”，往东方修驰道，往西方修直道筑寨。
——摘编自关荣华《试论秦政治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材料二 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无论是梭伦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还是克里斯提尼实施陶片放逐法，都是从本质上排斥个人专权。因此，权利制约是雅典城邦政治的特点，公民大会的立法权需经陪审法庭批准，城邦权利接受公民监督。这种公民制约权利，权利制约权利，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
——摘编自隋玲玲《论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现代性》
材料三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利，为非法。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征税，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议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自由。……《权利法案》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一系列议会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在于改变了它们的存在形式，即由惯例变成了成文法。
——摘编自张新宇《从<权利法案>看英国革命》
材料四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权利法案》对英国的影响。
(4)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四观点的看法，并结合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一 古代雅典的官员由抽签或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任何官员在就任之前必须通过五百人议事会或陪审法庭的资格审查。公民大会固定的议题之一是对官员的任内表现进行审查；并投票表决其去留。国此，官员在任期内要在公民大会上接受10次信任投票，大概平均36天一次。同时，无论是奴隶还是公民都有资格告发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任何人。告发人可以把案件告发到五百人议事会或公民大会。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后，陪审法庭的地位不断提升，重大的告发案件不再由公民大会审理，而全部转由陪审法庭审理。官员在任期结束时还要接受账目审计。第一阶段审查管员任期内的公共资金帐目；第二阶段是由专员负责接受民众的举报，彻查官员任期内经济账目以外的不法行为，比如玩忽职守或是滥用职权等行为。
——摘编自张春梅《古典时期雅典的官员监督机制》
材料二 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监察官员的遴选与管理。不仅要求官员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和通晓政治法律的文化素养，能够在汲取历代兴亡教训的基础上刚正不阿地依律办事，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从政阅历，面对错综复杂的官场能够明辨是非，分清忠奸贤佞，有效胜任监察一职。在任职期间，不仅有一年一度或三年一度的常设考核制度，还有“月课”“御史互察”等考核项目，考绩结果作为一个监察官员升迁奖罚的重要依据。最后是实行监察责任制，考核后严肃问责，不但追究知情不举的渎职责任，而且追究不知情失察的失职责任，并处以连坐。同时，还特别注重通过制定监察法规约束监察官员。各级监察官员直接对中央负责，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不受同级行政长官的节制。
——摘编自李超《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历史借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雅典官员监察体制的主要内容，并说明其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雅典相比古代中国监察体制的特点，并简析古代雅典和中国监察体制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