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在微观性构成的内部载体上，“光荣革命”以立法的形式否定了君主主权，确立了议会主权。1721年，下院多数党领袖沃波尔任财政大臣，经常主持内阁会议，成为实际上的首相，剥夺了国王唯一尚存的行政权。19世纪的英国政坛主要由保守党和自由党把持，轮流执政。政治体制的产生发展和变革，背后有独特的政治文化，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英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存在，俨然演化成为了一种国家理念的存在，与其民族、传统和思想浑然一体。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该国居民形成了审慎、害怕变革、崇尚改良的岛国心态，塑造了人们安于现状、乐于遵循、服从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的生活态度。在英国，社会各阶级价值取向都向上流社会看齐，并逐渐养成绅士风度的国民性格。

——摘编自王哲媛《影响英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因素概述》

材料二   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然后开始民主化的进程，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历史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新中国的成立，让传统的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与执政、动员与整合能力，是我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得以稳步推进的前提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梅斯纳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解决了过去日趋严重的、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混乱。被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正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则断言：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摘编自胡伟《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成就、途径和道路》

材料   从“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民主观念与“议会制度”“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等民主制度之间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路径无外乎以下两条：

一是由于社会内部自身的自然发展逐渐引起人们在观念上随之而自然地发生“民主性”变化，尔后通过一定的途径把这种新形成的民主观念逐渐转化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巩固和完善这种制度，即以民主观念为起点的民主化模式。

二是由于外来的而非本社会或政治体系本身自发生成的因素而促使政治体系首先发生转变即架构基本的民主制度，尔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使置身此制度下的人们的观念逐渐“民主化”以使其最终适合并支撑改变后的民主政治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使这种新的民主政治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即以民主制度为起点的民主化模式。

——摘编自伍柳氏《民主化模式与中国政治民主化路径选择》

材料一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议会的权力在缓慢地上升，这为政党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法国大革命加速了英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的两党制已经形成。两大政党所致力的社会目标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为了尽量保持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联盟关系。1832年后，迫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两党竞相改革、求生存的局面。1833-1834年，辉格党格雷内阁颁布了废奴法、工厂法、新济贫法；1835年，自由党墨尔本内阁颁布了市镇自治法。这些法律、法令的颁布，将英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许洁明《论近代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议会斗争、政党政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是从西欧和美国学来的，西欧与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和多党制，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想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就出现各种政治党团200多个。在民国初年国会竞选中，各政党除了利用行政干涉、把持选举外，还竞相采用各种非法手段。以金钱收买选票是各党普遍采取的办法。1913年，过分相信合法的议会斗争功用的宋教仁遇刺身亡，预示着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制在民国初年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在中国，政党政治被严重地异化了——资产阶级欲以政党政治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其自身利益的实现，但结果却走向了反面——资产阶级没有得到政权，其政治利益也受到了严重侵害；又将资产阶级自身的弊病暴露无遗。

——摘编自程舒伟《论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异化》

材料一   努尔哈赤在八大贝勒（旗主）会议的基础上，增设若干名理政听讼大臣，责成他们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皇太极时正式有“议政大臣”职名，并任命更多较低品秩贵族参与议政。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议政王大臣会议与皇权矛盾日益显露。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设立南书房，由皇帝挑选亲信文人组成机要秘书班子，重大政务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改为南书房传谕或遵旨起草上谕。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变成一些不当权的贵胄世爵挂靠之地，或是给予一些大学士、尚书之类官僚例兼虚衔的部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取消。

——摘编自阎步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二   13世纪时，英国势力强大的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限制王权，迫使国王成立了议会。议会有决定征税、颁布法律等权利。议会参加者最早是贵族，后来增加了教士、骑士和市民的代表。14世纪，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又称贵族院，下院又称平民院。1629年，查理一世为强化王权，解散了议会。1640年，查理一世决定向苏格兰开战，最终召开议会，要求议会同意他的征税事宜，但议会拒不服从，反而要求清算他的专制。1642年，国王与议会爆发内战。1649年，议会军获胜，并处死查理一世。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再次重申征税权与议员的各项基本权利，正式确定议会拥有国家的主权，英国君主立宪制正式确立。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英国史》等

材料一   唐初先后颁布实施了《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由于律文言简意赅，再加上某些地方官刻意错误解读律文，导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误解、不统一现象。唐高宗永徽元年命长孙无忌对《永徽律》律文进行阐释、说明，于 653年编成《唐律疏议》。这部法律成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立法的基本参照，并对东亚各国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在查士丁尼法典之前，罗马帝国编纂过三部法典。公元 528年查士丁尼任命著名法学家特里波尼安等人，根据这些法典以及后来一些皇帝的谕令，删繁就简，剔除已经过时或矛盾的地方，于次年编辑成《查士丁尼法典》，它主要包括从哈德良皇帝至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历代皇帝的谕令集。《查士丁尼法典》与另外几部法律文献合称为《罗马民法大全》，成为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三   英国是近代宪政的策源地，其宪法被西方学者誉为"近代宪法之母"，不过英国至今并无一部系统、完整的宪法，是不成文宪法的典型，其宪法的渊源包括三部分∶成文的宪法性法律、不成文的宪法性惯例以及涉及宪法制度的判例。英国宪法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无论其成文的宪法性法律，还是不成文的惯例和判决，都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逐渐定型、完善的。新的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旧的宪法渊源，而是对旧的渊源的继承和充实，使其能够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摘编自《外国法制史》

第二阶段最著名的战争是诺曼登陆和英法百年战争。此时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除敬重之外，封臣对封君应尽的臣服并不比封君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在此期间英国议会君主制形成。第三阶段大致从都铎王朝建立（1485年）至英国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趋向于建立民族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建立使资本主义生产力有可能顺利发展的形式”。第四阶段，英国的王权成功地适应了近代社会转型并被留存下来。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王权的发展及文化与社会内涵》

材料   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改革是革命的前奏，革命是改革的开始；改革与革命如此相互促进，导致新制度逐步取代旧制度。在这样一种关系链中，革命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往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革命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它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革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强大的破坏性。因此，有人主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应尽力避免用革命的手段，而希望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达到变革社会体制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属于最佳选择。但是，选择改革或革命并不是依靠人们的想象力，也不是取决于人们的好恶。各国经历改革与革命之路除取决于改革派的力量和旧制度的适应能力之外，它也与各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导致变革的各种因素和变革的内在动力等方面紧密相连。所以改革与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单凭情感的冲动，或为某种政治目的就以改革来否定革命，或以革命来否定改革，那都是对历史的歪曲。

——摘编自郭汉民《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