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由于社会分化的多层次性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民主社会里某一领域内的对手很可能就是另一领域的盟友，因此双方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也是维护其长远利益的需要，因为在某一问题上的毫不退让或独断专行很可能刺激对方在其他问题上采用同样的对抗策略，而这种情形一旦扩展至整个社会层面势必危及社会的平稳运行。因此美国著名政治家卡尔霍恩强调“民主国家的公民应该培养起协调的意向”，在他看来这种意向是一切立宪政府中心的、能起保存作用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意向，不能取得自愿的协调，就只能通过暴力取得非自愿的协调。但是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同时也是在鼓励“反对自己的势力以暴力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对对方使用暴力的担忧又促使己方预先武装起来以对抗任何暴力抵抗，由此各方必然陷入“暴力循环”或“暴力陷阱”而不能自拔。既然妥协是暴力以外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拒绝把妥协作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手段必然是暴力的前奏。因此政治妥协即使有其代价那也是“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摘编自龙太江《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精神》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各州代表就“全国行政官”的人数和权力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以下为6月1日—7月19日的发言节录：

拉特里奇：赞成把行政权委托给一人，但不能赋予此人宣战和媾和的权力。

谢尔曼：行政官只是把立法机构的意志付诸实施，这一人或数人，只有国会才能委任，且只对国会负责。

伦道夫：坚决反对把行政权集于一人。这是君主制的胚胎，不要以英国政府为模本。为了维护全国行政官的独立，就应该由一人以上担任。

威尔逊：全国行政官由一人担任。若立法、行政、司法相互独立，行政官就应拥有绝对否决权。

巴特勒：赞成设立一人为行政官，但反对授予此人否决立法的全权。难道美国不会出现克伦威尔式人物？

汉密尔顿：主张选举产生一位行政官，他应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

莫里斯：设立行政官的目标之一是控制国会。国会会抓住战争、入侵、动乱等时机扩权。因此需要一位行政官做人民的保护者，抵制由大人物和有钱人组成的国会。

1787年宪法最终确立了总统制，但关于总统权力的争论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