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羚羊号”停泊于大沽口，准备进京与总理衙门接洽并递交国书，逗留期间发现了大沽口拦沙江外的三艘丹麦商船（时值普丹战争爆发），李福斯立即指示军舰追赶并扣押了三艘商船。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交战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缉拿敌国商船的，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国际法都规定：不得在中立国领海行使这项权利。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以《万国公法》的相关条规为依据，照会李福斯“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国之权”，李福斯最初以扣留商船之地属于公海范围、自己无全权处理此事为由，拒绝解决此事，但都被奕䜣一一照例驳回，同时奕䜣要求“另请真正有权之员前来”处理此事，最终迫使李福斯承认“咎在我国”，释放商船并赔偿1500元银洋。

——摘自况落华《大沽口船舶事件：晚清外交运用国际法的成功个案》

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曰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天津遂以其特殊之地理位置大步跨进政治经济领域，地方经济也随之得以发展。1404年，明成祖朱棣“以直沽海运往来之冲，且海口田土青腴便于屯守，乃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当然，比起其他一些沿海城市，传统天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埠以后，资本积累的过程自然也相对缓慢。天津周围的腹地经济落后，无力为城市提供大量资本，也无法吸收城市的大量工业产品。开埠以后，天津港对外贸易额巨大，洋货充斥，使本地白银要有相当部分输送出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天津作为首都的门户，近代以来屡次遭到战争的侵害，使天津早期近代工业遭到全面破坏，失去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三   现代天津的发展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四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天津市的功能被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