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反映在出版事业上，就是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宋代的书籍装订，已由卷轴形式过渡到装订成册的册叶形式且已经十分完备，并普遍推广全国各地。宋代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不仅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农、桑、医、算等专著以及法律、地理、建筑等类书籍大量出版，卷帙浩繁的佛藏、道藏多次上版刻印，而且还出版了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刻书机构遍及各地，不仅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而且地方政府也都刻印大量书籍，同时私人也纷纷刻书，出现了大量私人开设的书铺刻书出售。虽然这时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但宋代书籍大都仍采用雕版印刷，这些书不仅印制精美，富有艺术性外，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为它们是很多书籍的祖本，自然成为研究历史和其他考据的早期版本依据。

——摘编自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凸版印刷术、平板印刷术以及凹版印刷术使得我国的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到机械的跨越。出版物也由之前的以线装为主逐步演化到平装、精装为主的图书形制。中国的传统出版向来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方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广泛地了解和移植西方文化思想，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图书，这就使得中国的出版物内容加入了新鲜的血液，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学科随之出现。另外出版观念的变革以及出版机构和管理的革新，都曾为中国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变添砖加瓦。

——摘编自陈力《中国图书史》等

材料一   讼师，又名“刀笔吏”，是中国古代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一类职业群体。讼师最早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讼师的主要多有两个：一个是代替当事人书写诉状，另一个就是提供“法律咨询”，也即为当事人出谋划，帮助其打廠官司。他们能做的只是代写诉状和出划策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在“过堂”时真正要应对官员质问和对方反诘的还是当事人本人。讼师因为帮他人代写词状、教他人如何打宫司而被视为拔弄是非的人，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遭到官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况且讼师大多由落魄书生转化而来，出身也不算光彩，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摘编自杜金亮《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近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融为视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散开国门。随着中西通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特别是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外国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也进入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中，由于不平等法权的存在和中国法律制度的缺陷，每有法律交涉，中国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问式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该法橐虽因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公布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尝试与努力。

——摘编自李卫东《论中国近代律师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研究

材料一   唐代，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国家数以百计，常年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有10多万；当时的广州通海夷道”全程14000多公里，经过30多个国家，航线一直延伸到红海，可以说，广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通过“广州通海夷道”，外国使节、商人、学者、留学生、僧侣纷至沓来。为了招徠外商，发展外贸，增加经济收入，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机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在外国人聚居的“蕃坊”设蕃长一人，由外国人担任，管理蕃坊外国人的事务，招邀外商来华互市，发展外贸。古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作用。它有着“千年通有无，万里扬中华”的光辉记录。

——据陈柏坚《略论古代广州外贸的对外开放》等整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夕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外贸易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应该开放对外易的问题而展开。《南京条约》等签订后，讨论这个问题对清政府似乎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但是，被迫开放的消极情结会左右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影响到政府和商民在外贸实践中的效。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崇俭黜奢，土地的原生物加上盐、铁等即可保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而对满足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之外的大部分物品的消费皆被视作奢侈而遭贬斥。欧美输入的工业制成品恰好属于如此定义的奢侈品之列。这样，交换“奇技淫巧”的洋货的外贸势必与传统观念相冲突。

——摘编自袁明照、郭丙合《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