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清初、中期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清廷注重提高地方督抚中满员的比例，出任总督的旗员比例尤高。以1837年为例，先后任总督者共10人，其中有7位旗人，占70%。同年任巡抚者共20人，其中有8位旗人，占40%。1860年后，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兵成为清军主カ，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手中。据统计，仅湘系集团，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又有100多人。而在1864年，在10名总督中，旗员只有3人，占30%，在担任过巡抚的19人中，则是清一色的汉员。其势力从长江中下游各省扩展至华南、西南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省份。自湘军起，兵归国有一变而为兵为将有，同时湘淮军的饷需也由将帅“就地筹划”得来，而非由清廷户部调拨，总督、巡抚就利用手中的兵权，独揽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

——摘编自郑师渠《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王朝的覆灭，固然因革命的冲击所致，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清王朝何以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土崩瓦解。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极力主张集权于皇族亲贵，将中央集权推至极致。然而，清廷的实际主政者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都不是强有力的核心人物，通过新政所企求的中央集权，并没有真正地强化中央政权，同时还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在清廷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相应地大为削弱，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清廷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是最为致命的。地方督抚面对革命，除少数顺应世变潮流以外，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乘势而起，出现军人干政，袁世凯正是依靠其北洋系军人的支持，而顺利地逼清帝退位，并攫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

——摘自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