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罢御史台，设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为百官表率，协同吏部考核官员，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案。都御史为都察院长官，与六部尚书并称“七卿”。按行政区划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掌地方监察。凡出巡的都御史或副都御史，可分别授予总督、提督、巡抚及经略等官衔，督抚可不请示皇帝而“便宜从事”，在组织上仍隶属都察院，起初为临时派往某地监察，后为加强统治而固定化。清雍正元年，为避免监察机构重叠，提升监察机关职能，改变给事中制度对皇权的制约，把专察六部的六科合并于都察院，实现了科道合并、台谏合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906年，迫于内外压力，受三权分立等思想影响，清政府拟定《都察院整顿变通章程》；裁撤都御史人数总额；裁撤六科，只设给事中二十人，按行省分设二十二个道；新设都察院研究所，购买书籍及京外报纸，作为科道官员纠察裁判的参考资料。此外，新设的检察厅专管司法监察事务，都察院稽查京师地方治安的监察机构——五城兵马司被取消。清朝覆亡，都察院被废除。但其监督职能被不同的机构所继承和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先后颁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参议院法》《议院法》等，都体现了议会监察制度，行使立法、行政、舆论之监督。

——摘编自刘志勇《清末都察院改革：方案设计、改革结果及其影响》等

材料一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采用“编户”和“定籍”等办法进行人口控制。秦国确立了以“使民无得擅徙”等为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西汉时期随着口赋、算赋等的征收，因而家庭资产也成为户籍登录内容……《唐律·户婚律》规定“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元朝的户籍制度将居民按职业划分为若干种户，各户具有不同特权。明代户分军民匠三等……所有人户不得随意迁居或者是外出，出门须持有路引（通行证）。随着清代“摊丁入亩”的实行，人口统计遂与“保甲编户”正式结合起来，以弭盗安民为要任的保甲法也从此为清查户口所倚重。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人口税演进》等

材料二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在参考欧美等国的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1912年《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欧洲关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个人私权保障功能；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解脱了过去的人身束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大批农民来到城市，成为了第一批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现代化演进路径的历史考察》